波娃、鄂兰、莎乐美：为甚么一定要标榜“女”哲学家？

要说人男女比例失衡最严重的人文学科，哲学系大概要首当其冲地中选了。虽说当代出色的女哲学不少，但是以整体数量而言，依然无法与男性哲学家相比。

由是者，似乎当一个思想家的生身性别为女性的时候，常常要在“哲学家”的名衔之前，加上“女”字标签。要想像一个“女哲学家”的故事时，她的性格定当是无比强悍；为她拍照，也要凸显她的眼光如何锐利傲人。

今次，我们为读者们选择了关于女哲学家的三套传记电影，分别聚焦于莎乐美（Lou Andreas-Salomé）、鄂兰（Hannah Arendt）与波娃（Simone de Beauvoir）身上。透过上述的电影，观众可以大致了解这三位“女哲学家”的生平。而在开篇看戏之前，观众或许需留意电影当中的某些共通情节：几乎都会强调“女哲学家”在婚姻与学术之间的抉择，并且将她们与自己家中营营役役的“典型母亲”作对比；除了家庭压力以外，亦著力展示她们如何与同为出色思想家的男性互相吸引，并且著力拒绝他们的“收编”要求，对于保持独立自我的坚持，以及对于伴侣出轨的“大方”；电影中的不同人，总喜欢强调她们的聪慧，是因为有著“男人一般的脑袋”——似乎必须要具备上述的元素，一个“女性”，才能成为一个“哲学家”。

到底一个女性哲学家的故事，要怎么说呢？一个“典型女性”——渴望家庭、会妒忌会怨恨，能否成为“哲学家”呢？

波娃与沙特的少年时代：《花神咖啡馆的情人们》（ Les amants du Flore，2006）
这对哲学界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情侣——沙特与波娃。故事由二人在1929年夏天相识、结成学伴开始，他们是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哲学系最聪明的学生，分别以第一、第二名的成绩毕业。花神咖啡馆（Café de Flore）坐落于巴黎左岸，同时亦是左岸文化的标志性地点 ，亦曾经是这对法国哲学界“神雕侠侣”一同工作、讨论与朋友会面的基地。

电影中彷如金童玉女的波娃与沙特，成为当时巴黎一道亮丽的风景：

《花神咖啡馆的情人们》将重点更多地放在波娃身上：大学时期见识到女同学退学、被迫结婚、最后发疯死去以后，“自由”成为她人生当中、在学术以外另一个最大的追求。她那几段著名的情史，成为电影的故事主轴，配以个轻快跳跃的爵士乐，还原那个在黑白照片中扬眉回眸的犀利女子，一个脆弱、感性的爱人形象。

于是，我们在电影在看到那个爱恋波娃的才学与偏锋、同时又为沙特求之不得的张扬少女奥尔加——她与波娃、沙特的三角关系，激发波娃写下自己的第一本小说《女宾》（ L'Invitée）。还有就是波娃一生的最爱与梦魇——沙特。电影当中，沙特在二人同居第一晚就提出：“我是一个作家，需要激情、兴奋、冒险，我需要‘偶然爱情’”，向波娃明示自己出轨的“必要性”；被奥尔加拒绝以后，要求波娃帮助自己说服这个叛逆少女与自己发生关系；他永远只记得自己的成就、自己的创作，任性妄为，让波娃如妻如母地照顾，却不愿为这个聪慧又美丽的女子付出半分——当波娃因为与另一个女学生Nathalie Sorokine的关系，被指控诱拐未成年少女并且将要面临终生注销教师执照的惩罚时，沙特禁止波娃提出上诉——他害怕进一步的调查会牵连到自己。

《花神咖啡馆的情人们》大概称不上一套“好的”纪录片：故事的跳接来得太突然，人物形象方面，除了主要角色波娃以外，皆是轻描淡写；对于波娃与沙特二人的学术见著亦少有提及——充其量，大概只能算是一套关于一对魅力超然的文化界痴男怨女的爱情故事。但是它依然有可贵的地方：当现在的人提起波娃与沙特的爱情关系，总爱以“自由”、“平等”、“知性”作为形容，甚或夸奖波娃的大方、独立之时，《花神咖啡馆的情人们》呈现出的，却是在这段看似“天作之合”的关系当中，那个写下《第二性》而被推崇至女性自由、自强代表“神位”的波娃是如何付出、如何忍让服从，犹如任何一个堕入爱河的小女人一般，甘于牺牲自己，成就那个被誉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的任性男子沙特。

德国文化沙龙最耀目的闪光：《恋上哲学家 》（Lou Andreas-Salomé, 2016）
尼采、里尔克、佛洛伊德、保罗·李……这些名字大家早已耳熟能详，但说起他们的共通点，除了同为徳裔以外，还有一个“花生味”十足的事件——他们都曾经拜倒于同一位棕发女子的石榴裙下，有过一番热恋与智性吸引与纠缠。这个传奇女子，就是俄裔哲学家、心理学家露·安德烈亚斯-莎乐美。

莎乐美是史上第一个女性精神分析师，同时亦是踏进女性性欲范畴研究的第一人。她的小说Hymn to Life深深打动了尼采，将之放进音乐当中；她在1916年发表的关于肛门性欲的论文，为弗洛伊德说推崇；里尔克手执花束在她楼下等候，送她写最动人的诗篇。
 

当时德国最具盛名的思想家崇拜又迷恋这个才情满溢的女人，保罗·李与尼采先后向她求婚都被拒绝了。与普通的“情爱中的女人相比，莎乐美更愿意以“思考的个体”的身份与二人相处，提议三人组成学术公社（academic commune），一同游学于欧洲。莎乐美、尼采、保罗·李的关系，大概能用那张著名的合照说明：相片中，莎乐美拿著鞭子坐在木车上，保罗·李，与出名厌女的尼采，则在前面为她拉车。

《恋上哲学家》尝试还原这个传奇的时刻：

由德国女导演 Cordula Kablitz-Post执导的《恋上哲学家》，以Ernst Pfeiffer五、六十年代执笔的莎乐美回忆录为蓝本，交叉剪接莎乐美自己的回忆片段、Pfeiffer听到莎乐美的回溯性叙述时对她的反问，一方面以影像重现莎乐美人生的重要时刻：与牧师Hendrik Gillot的相识、得到他的启蒙，以及拒绝他接近不伦的爱恋之心；在36岁时与年少十五年的里尔克相遇、相知，成为第一个称呼里尔克为Rainer的人；求学时期巾帼不让须眉，与保罗·李和尼采的相互吸引……

电影当中，尼采（非常肉麻地）用自己的酒神精神与莎乐美调情，一下子便被莎乐美反驳回去了：

电影中，莎乐美把自己的故事说得浪漫而传奇，Pfeiffer却常常“不识趣”地提出质问：当时的你真的有那样深长的感悟吗？那些情节在你的小说中，可不是这样说的。莎乐美也不让Pfeiffer独尊“访问者”的权力，本为精神分析师的她，常常在访谈开始之前探掘Pfeiffer的家庭与心理状况——不论何时，她总要与对话的男性保持势均力敌，从不愿落至被解剖、支配的位置；在那个时代，这就是女人一般的人生处境。

保罗·李与莎乐美第一次相遇，便是讨论叔本华与斯宾诺莎，因此互相吸引：

《恋上哲学家 》让莎乐美重新成为Lou Andreas-Salomé自己：虽然她的名字现在已然无法与尼采、里尔克这些大人物分开，但是她的魅力与智性，才是令莎乐美的名字成为当时德国文化沙龙中最耀眼风景的原因。莎乐美舍弃情爱与婚姻，用生命见证了德国思想文化界最为辉煌的时刻，也见证了纳粹兴起时刻的严峻与残酷；莎乐美就是莎乐美，她的生命，不为任何男人增辉，只为自己而闪耀。

平凡的罪恶：《汉娜鄂兰：真理无惧》（Hannah Arendt, 2012）
你是否相信人生中存在著一个“特殊时刻”：你先前的人生经历，似乎就是为了这个时间点中发生的事件而生；经历了这个事件以后，你往后的生命走向，亦将出现不可逆转的改变。德国女导演Margarethe von Trotta拍摄阿伦特的故事时选取的“特殊时刻”，对大家而言绝不陌生：1961年4月11日，在二战期间德国执行清洗犹太人“最终解决方案”的主要负责人艾希曼于耶路撒冷受审，鄂兰以The New Yorker自由撰稿人的身份，现场报导这场接近两个月的审讯。

鄂兰在出发前往耶路撒冷前，她的丈夫与朋友就耶路撒冷审判的合法性展开了激烈的讨论，鄂兰在这场争论中并未发表意见：

鄂兰的报导，并未如读者期待般著意描写艾希曼的如何邪恶残暴、如何狡猾，由是者理所当然、罪有应得地应该被判处死刑。她更多地留意到，整场审讯中控方律师与证人们戏剧性的表演成分、 艾希曼在答辩过程中展现出平庸、缺乏想像力，引用她在后来结集成《平凡的邪恶：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审纪实》（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的报导中对艾希曼的第一印象描述：“就像一个幽灵，在他的玻璃箱中更像是在笃信神灵的降神会中的物质化，甚至不让人害怕。”

电影中鄂兰庭审之后，向锡安主义者朋友Kurt Blumenfeld指出，艾希曼并不令人害怕：

鄂兰认为艾希曼在审判中展现出一种西方哲学史里从未讨论过的现象：在旁人眼中，犯罪者犯下了极其可怕的罪行；然而直至走上断头台的一刻，犯罪者依然没有真正意识到自己罪行的严重性。鄂兰由此总结，在艾希曼身上“这种与现实有隔阂和不思考，较之于内在于人的一切邪恶本能，可能招致更大的破坏——事实上，这就是我们在耶路撒冷审判中可以得到的教训”。

鄂兰笔下的艾希曼形象、对耶路撒冷大审讯的描写，与公众的想像产生巨大落差，认为鄂兰为“杀人魔头”寻找开脱的理由；平凡的罪恶（banality of evil）这个形容，亦未能满足大众对大屠杀罪行的谴责需求。The New Yorker为了尊重作者，还是将鄂兰的报导原稿刊登——毫无疑问，读者劣评如潮；以色列政府甚至半威胁性地要求她不要刊出相关的文章。

原籍德国的美籍犹太裔政治理论家鄂兰，也许是撰写这个世纪审判报告的最适合人选：德国犹太人的血统、身处美国的自由国度，这些条件都赋予她足够近与足够远的距离，既理性又不失丧感情地审视整个审判过程。《汉娜鄂兰：真理无惧》展示的，是鄂兰撰写《平凡的邪恶：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审纪实》的过程，其中穿插她与其他学人朋友对耶路撒冷大审判的讨论、面对的出版压力，还有回顾片段展现鄂兰学生时期与海德格的交往如何影响她后来的政治判断。对《平凡的邪恶》一书有兴趣读者，绝不可错过这套电影。

电影巧妙地将鄂兰在《平凡的邪恶》中的论述，化用在鄂兰与朋友的争论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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