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伯马斯：主张沟通理性的“大辩论者”，公共领域的消亡与重生
今天哈伯马斯（Jürgen Habermas）迎接了他的九十一岁生日，他是德国最享负盛名的在世哲学家，是最年长的法兰克福学派成员，亦是一位退而不休的公共知识分子，至今天仍然关心著当今政治与社会的发展。
始于政治与社会的思想
1929年哈伯马斯生于德国杜塞道夫（Düsseldorf），因先天患有兔唇，致使咬齿不清，却让他很早就关注到人类的语言与沟通问题，更成为了哈伯马斯未来的主要研究课题。
少年哈伯马斯成长于一战后、纳粹统治下的德国，纽伦堡对二战纳粹罪行的审判对他影响甚深，这些经验使他关注人的社会与政治向度。青年哈伯马斯读到当时德国的哲学大师海德格的著作，竟称有一种“纳粹的内在真理与伟大”（inner truth and greatness），就于报纸撰文，要求这位二战后因曾为纳粹站台而备受争议的大师解释当中的含义。结果海德格本著一贯的沉默，不予回应。
事件让哈伯马斯确信：德国哲学传统根本无法为清算、理解或批评纳粹提供思想上的资源。哈伯马斯认为自康德、黑格尔至胡塞尔的德国先验哲学都从主体出发，缺乏社会的向度，因此转向了英美思想的实用主义（pragmatism）与民主思想。实用主义的目的不在于探讨人类思想在表象现实方面的基础特质，而在于研究人类行动，以其作为连结世界的主要方式，因此较迎合哈伯马斯的思想关注。
对批判理论的继承与批评
其后哈伯马斯进入法兰克福大学的社会研究学院，跟随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与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研究哲学与社会学，成为以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闻名于世的法兰克福学派（the Frankfurt School）第二代成员。
霍氏与阿氏倾向对于人类理性抱持悲观的态度，这表现在两人合著的《启蒙的辩证》（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当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思想家，以理性为人类的最高指导，深信理性之光将会普照到全人类，为人类建立更美好、进步的文明社会；然而到了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上叶，我们却看见世界纷争不断，工具式、制度化的理性促使世界战火连连，在资本主义下出现了普遍的异化劳动，文化工业亦愈发宰制人的意识形态。理性，最终使人类走向野蛮与暴力。
作为学派第二代成员，哈伯马斯继承了批判理论的主要特质：以跨学科作研究（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诠释学、语言哲学等）；反思批判理论自身得以形成的社会与历史条件（而不像自然科学那样自命客观，并确信自己独立于研究对象）；黑格尔的辩证式知识观，将事实与理论置于动态的历史过程；最后是要保持批判性，理论亦要是实践的，要同时为社会问题断症与治疗。
1962年哈伯马斯完成任教资格论文（habilitation）《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论资产阶级社会的类型》（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An Inquiry into a Category of Bourgeois Society），这亦是他学术生涯的首部重要作品，他以此书批评与转化了两位学派宗师的理论。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的主轴是回溯历史中“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的诞生与衰落。哈伯马斯指近代的公共领域源自十七世纪的英国，于十八至十九世纪传到法国与德国等地，具体的例子是国家与政府以外的俱乐部、咖啡厅、文化沙龙与文学期刊等场所与场域。在公共领域之中，人们可以不分彼此的社会、政治与经济地位（包括性别、阶级），平等地互相就所有人都关注的议题进行讨论，当中不涉及任何利益的考虑。哈伯马斯认为在公共领域之中，实际上人已经实践了自由、平等与团结等价值。
在考察过历史之后，哈伯马斯当然清楚现实的公共领域并非如此纯粹：大部分贫苦的人、没受过教育的人与（几乎所有的）女性都被排除在公共领域之外；在历史与物质条件之下，公共领域无可避免是资产阶级所享有的。然而，哈伯马斯指在公共领域之中人们在原则上（in principle）是平等的，若要指责这是个乌托邦，这可是个仍然值得我们追求的乌托邦。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继而描述了公共领域衰落的过程：报纸与杂志等传播媒介出现，打开了新的公共领域，但却被资本主义企业宰制与操控，从而夺取了公共意见的主导权，原来的平等公共领域亦随此而衰落。同时，当人们变成顺从、欠缺批判性的消费者，国家、经济与政治建制就愈发容易以大众传播的方式赢取公众的信任与支持，因此亦得到了管治与宰制的合法性。
经此历史分析后，哈伯马斯并不认同霍氏与阿氏，他们过于悲观与单面向地指理性必将自己导向毁灭性的反面；启蒙时代之后人类走向堕落，背后的历史原因在于公共空间的失落与权势夺取公共话语权。哈伯马斯在此处更新了批判理论的进路：我们应该梳理出让理想的沟通状态得以可能的结构与条件，并致力为我们的社会塑造这些条件。从这观念出发，哈伯马斯后来提出了他最著名的沟通理性（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概念。
大辩论者：现代性是未竟之业
出于人类理性的信念，与对建立沟通理性社会的坚持，使哈伯马期对于现代性抱持独特的看法。在八十年代前后，西方知识分子即使不认同后现代主义的理论，亦大概会同意这套理论对于后现代社会的特质的描述：权威的失落与缺席、意义与形象的碎片化等等。然而哈伯马斯反对这种论调，他于1980年的演讲〈现代性：一项未完成的计划〉（Modernity: An Unfinished Project）及1985年的著作《现代性的哲学论述》（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中都力指现代性并非已经一去不返的过去。按哈伯马斯的理解，现代性并不只是一个时期，而更多是一个计划（project），一个臻于理性但却未完成的计划。
哈伯马斯早于1993年已经从大学退休，但他退休后仍然非常活跃于思想界，至今仍然是欧洲最重要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多年来哈伯马斯一直致力与不同的知识分子与思想阵营沟通，更被称为“大辩论者”（Der Herr der Großdebatten），过往的【无睡意哲学】哈伯马斯：大辩论者 - EP96就曾回顾他参与的几场重要论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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