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伯马斯：大辩论者 - EP96
（上篇：乔姆斯基：普遍文法 - EP95）
2015年8月，美国国会图书馆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Kluge Prize）颁发给哈伯马斯（Jürgen Habermas）与泰勒（Charles Taylor），肯定他们在人文思想及公共知识界的贡献。不仅表示他们的哲思能力受到学界认可，也包括肯定他们在跨领域人文学科整合之贡献；尤其在面对当代迫切且深远的社会问题时，如何以哲思学术能力，提供一套以政治及道德为基础的论证。这使得哈伯马斯与泰勒不只是拥有哲思能力的鸿儒，也是担负社会责任的公共知识份子。
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德︰Strukturwandel der Öffentlichkeit／英︰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认识与旨趣》（德︰Erkenntnis und Interesse／英︰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ests）、《沟通行动理论》（德︰Die Theorie des kommunikativen Handelns／英︰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等著作之出版，奠定了他在现代学界的重要地位。
哈伯马斯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学人，他于波恩大学以一篇研究德国哲学家谢林（F.W.J. Schelling）的论文获博士学位，之后当了两年自由撰稿的记者。于1956年前往法兰克福大学担任阿多诺的助手，但之后与霍克海默的矛盾日益加剧，并于1971年辞职。他于1971年前往普朗克科学技术世界生存条件研究所任所长，但之后又在1983年重返法兰克福大学任教，直到退休。延伸阅读：法兰克福学派：阿多诺、马库色、班雅明
无论是在欧陆还是英美社会政治哲学界，哈伯马斯均以无役不与的形象见闻于公共知识圈。1953年7月25日，时年24岁的哈伯马斯就以〈打著海德格旗号反海德格所思〉（Mit Heidegger gegen Heidegger denken）投书《法兰克福广讯报》（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名震公共知识圈。2014年6月，当社会学家多姆（Stefan Müller-Doohm）为哈伯马斯八十五高寿推出《哈伯马斯：一本传记》（Jürgen Habermas: Eine Biographie）时，《法兰克福广讯报》也以〈大辩论者〉（Der Herr der Großdebatten）为题撰文介绍此书，算是为哈伯马斯下了最适切的注解。
这位“大辩论者”论战之对象，广泛涵盖著政治人物、学运领袖、各学科如哲学、政治学、社会学、法理学等学者，数目之多繁不及备载。时至今日，年已耄老的哈伯马斯仍旧针砭时事、笔走江湖，就当前世界局势议题如欧陆难民潮、欧盟解体危机等提出己见。本次“无睡意哲学课”则摘选了几场论战，借此呈现哈伯马斯无役不与的“大辩论者”形象。
社会学说之辩
1968年，哈伯马斯与卢曼（Niklas Luhmann）就社会学说展开论战。两位学者虽均自认师承帕森斯（Talcott Parsons）与韦伯（Max Weber），也同样重视沟通在社会学中的作用，但发展出截然不同、甚至相对的理论体系。
当时卢曼在欧陆学潮之际，受哈伯马斯之邀参加法兰克福大学第十六届社会学人日，以〈现代系统理论做为整体社会之分析〉发表讲学。承袭帕森斯的结构功能论，卢曼的学术关怀是建立一套可以整全地描绘社会图像的理论，并不涉及政治社会理想蓝图，也无关乎历史时间对社会的影响及转化，也就是说，卢曼将自身（社会学家的身份）视为纯然客观的社会观察者，并不涉及人类社会中的道德、判断、社会批判等应然或规范性层面。然而，哈伯马斯提出的质疑是，卢曼的系统理论是否为“使得统治合法化的社会技术”？他认为系统理论只是一种新型的意识形态：“某种官僚技术的高阶形式－－将当今实际问题定义为技术性者”。承袭诠释学及（新）马克思主义的哈伯马斯，将社会学视为一套社会批判、揭橥现实处境与改革进步之道德义务，因此他认为卢曼的理论体系缺乏人文思考、只是冰冷的技术而已。哈伯马斯评价卢曼的理论时说他的理论“全然错误，但有品质”（Es ist alles falsch, hat aber Qualität）。
这场论战收录在1971年苏坎普（Suhrkamp）出版社的《社会理论或是社会技术理论：孰以率领系统研究》（Theorie der Gesellschaft oder Sozialtechnologie - Was leistet die Systemforschung?）。总而言之，卢曼认为沟通来自系统自身的“目的─功能”之运作，而哈伯马斯则认为沟通是个体间互为主体的公共理性而来。哈伯马斯与卢曼雄踞欧陆社会学界半壁江山，至今仍旧影响著社会学理论的范式发展。
现代性之辩
哈伯马斯与傅柯（Michel Foucault）就现代性进行交锋，据波士顿大学政治系教授施密德（James Schmidt）在其部落格回忆起这段往事：1983年秋日，波士顿大学曾邀请哈伯马斯与傅柯，就康德〈何谓启蒙？〉两百周年纪念撰文对谈；当时两位当代哲人，尽管案牍劳形，但均表达出高度兴趣。可惜的是，当时身体状况欠佳的傅柯，在隔年6月25日去世，使本来规划于1984年秋日的对谈，成为一场哲学史上的残悬之念。尽管如此，傅柯身后的文献陆续整理出版，包括由柏克莱大学所主持的论丛等－－同样邀请了哈伯马斯、傅柯、泰勒、德雷福斯（Hubert Dreyfus）、罗蒂（Richard Rorty）等撰文－－使得当代哲人就现代性思想之交锋，仍旧能跃然纸上。
两位哲人仅在1983年3月有过一面之缘：当时哈伯马斯在法兰西学院发表系列讲学，内容收录在《现代性的哲学对话》。傅柯的思想体系是站在康德及其启蒙理性的对立面，而哈伯马斯的思想体系则是倡导且承袭康德启蒙理性的思想计划。在更早之前，哈伯马斯认为傅柯、巴塔耶、德希达等人为“年轻保守主义者”（Young Conservatives）。虽然哈伯马斯之后不再以此看待傅柯，但仍因为他可能较偏向海德格或是德希达的思想体系，而视之为启蒙理性的对立面。而傅柯自己则是如此看待自己：借由尼采与韦伯，穿透黑格尔到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体系。
相较于侧重“知识─权力”社会本体的傅柯，哈伯马斯则一直将康德以降的现代性运动视为未竟之业。他的著作诸如《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等都可视为正面呼应康德的〈何谓启蒙？〉，也就是说，哈伯马斯将启蒙理性等同于公共沟通理性，借此设立一套普遍的政治及道德规范。就哈伯马斯正面肯定康德的思想遗产，并且视之为未竟之业而言，也反映出他的思想体系跟上一代法兰克福学派学人被诟病为陷溺在历史虚无主义，是截然不同的。
史家之辩
“史家之辩”（Historikerstreit）是哈伯马斯在1986至1987年间与德国史学家，就纳粹的历史罪行进行的论战。当时分裂的德国正陷入要怎么面对纳粹历史跟国族认同的困窘当中，这也是为什么会发生史学家论战的原因。当时可约分为两个论战阵营：一边是恩斯特．诺特（Ernst Nolte）为首的修正主义阵营，包括希尔格鲁伯（Andreas Hillgruber）、史读默（Michael Stümer）及希德布兰特（Klaus Hildebrandt）、费斯特（Joachim Fest）等史学家，文章多见诸于《法兰克福广讯报》；另一方面是哈伯马斯为首的批判阵营，包括摩姆森（Hans Mommsen）、耶克勒（Eberhard Jäckel）、奥夫史坦（Rudolf Augstein）等，文章见诸于《时代报》（die Zeit）、《镜报》（SPIEGEL）、《日报》（die Tageszeitung，TAZ）等。
以诺特为首的修正主义阵营，在1986年6月6日《法兰克福广讯报》刊出〈往事并不如烟〉（Vergangenheit, die nicht vergehen will）－－探究纳粹统治期间暴政的历史起源，认为纳粹集中营的种族屠杀是模仿苏联古拉格（Gulag）劳改营阶级屠杀的产物，并非当时第三帝国的特有现象，而是针对苏联共产主义阶级运动的过度防卫之反动。然而，这样的说法被认为是为纳粹脱罪，不但为纳粹的历史罪行提供了一种相对主义的合理化解释，也否定了纳粹暴行的独特性，故在当时招致了很大的争议。
同年7月11日，哈伯马斯以长文〈一种伤恸的清理〉（Eine Art Schadensabwicklung）投书《时代报》抨击以诺特为首的“修正主义”（Revisionismus）史家，也包括希尔格鲁伯、史提玉默及希德布兰特等。这篇文章点名批评这四名史家的“德国历史书写的抗辩倾向”是为纳粹历史罪行脱罪，并且驳斥了这种以历史文化为基础的国族认同感，认为对纳粹的罪行进行历史合理化的书写，只是建立了顽固保守的国族认同；进而，哈伯马斯则引述“宪政爱国主义”（Verfassungspatriotismus）的概念，否定德国过往历史发展中的特殊道路，认为应该更积极融入“西方政治文化”，以宪政体制的公共性取代以血缘历史所建立的国族认同。如此以公共沟通所建立的政治共同体，也不单只是德国自身的政治工程；往后，哈伯马斯也将此概念推行到欧洲联盟整合的论述上。
恐怖时代之辩
哈伯马斯与德希达（Jacques Derrida）的德法论战早在1980年代就开始。前面提到哈伯马斯视德希达为“年轻保守主义者”之一，在《现代性的哲学对话》中批评德希达的解构理论是自相矛盾、不够严谨，而德希达除了《多义的记忆：为保罗．德曼而作》（Mémoires: For Paul de Man and Limited Inc. ）外也没有更进一步的回应。两位学人的冷战也使得德希达在1980年代中期的德语知识圈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直到1999年两人在哲人博拉朵莉（Giovanna Borradori）的引介下握手言和，并在2000年于法兰克福，共同就法律、伦理、政治哲学筹办座谈。
哈伯马斯与德希达的思想体系虽仍南辕北辙，但逐渐在公共议题的关怀上有了共识。2001年9月11日，美国纽约等地的大规模恐怖攻击震撼了世界秩序。博拉朵莉再度邀请两位哲人分别坐下来进行访谈，并随后于2003年出版为《恐怖时代的哲学》（Philosophy in a Time of Terror）。德希达将此恐怖攻击视为一场为全球公众借由媒体所目睹的“重大事件”（major event），已经铭刻在历史时间中：“911事件”已成为人类语言词汇中的一部分。德希达也提出，在恐怖时代下传统战争的敌我关系之界限已经模糊，并不能再用地缘政治的界限划分：恐怖主义已重新划分出敌我关系的界限。
哈伯马斯则将此恐怖攻击呼应上个世纪初的兵马倥偬，威胁与恐惧再度笼罩的社会，但是他也认为布什政府的反恐战争将会是严重的错误：一方面将恐怖行动这类暴力的犯罪提升至高度政治化的战争行为，另一方面则是面对庞杂散落的恐怖“组织”，是不能用战争一词去精确地定义的。
2003年5月31日，哈伯马斯、德希达等学人联合起来，针对伊拉克战争、欧洲整合面对的重重障碍、以及如何重新定义欧洲在世界中的角色等重大公共议题，发表共同宣言：“我们战后的复兴：欧洲的重生”（Unsere Erneuerung. Nach dem Krieg: Die Wiedergeburt Europas），提出核心欧洲的同盟概念，呼吁欧洲整合的核心价值，在于宪政主义、基本人权等，也为当代公共知识圈对社会写下政治理想蓝图的里程碑。
（下篇：阿甘本：余民 - EP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