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伯马斯｜现代性：一项未完成的方案（中）
作者｜尤尔根・哈伯马斯
译者｜刘清越，英国肯特大学艺术史硕士，从事艺术史研究和视觉文化研究。
现代性观念与欧洲艺术的发展密不可分，但是我所谓的现代性方案只有当我们放弃了通常对艺术的关注时才呈现出来。对韦伯而言，文化现代性的特征在于由宗教和形而上学世界观所表现出的客观因素所分裂开的三个契机，这三个契机现在只是在形式上（通过正当辩护的形式）有所关联。由于存在质疑的世界观已经解体，并且传统上的问题已经被分散在具体的有关真实、社会规范正确性、本真或美的视角中。也就是说，这些问题可以被当作对知识、正义或品味的质疑——在现代世界，我们对科学与知识，道德和法律等领域持有不同的看法，并且艺术生产和批评在相应的文化体系内被体制化了，成为只需要专家去关心的问题。将文化传播职业化处理为关于有效性的抽象思考这种做法，把问题的重点放在了知识复合体的各项内部逻辑结构中，包括认知-工具（cognitive-instrumental）、道德-实践（moral-practical），以及美学-表现（aesthetic-expressive）。至此，在科学与历史、道德和法律，以及艺术中也会存在一个内部的历史（internal histories）。当然，这种历史不是线性的发展，但依然是学习的过程。
另一方面，在对文化的理解上，这些专家和一般公众之间的距离也被拉大了。被特殊化处理过的文化及其所带来的反思没有自动地成为日常实践的属性。取而代之的，伴随文化合理化，我们生活的世界面临著这样的危机，即传统物质的价值遭到贬黜，最终将变得一文不值。由18世纪的启蒙运动哲学家所制定的现代性方案包括对客观科学、道德与法律的普世主义基础以及艺术的不断发展，同时伴随著对其自身内部逻辑性的促进。此外，在这些过程中累积起来的认知潜能将从它们的高级形式中被解放出来，从而运用到实践之中。也就是说，这种做法是在对生存环境与社会关系进行合理的规划。像孔多赛（Marquis de Condorcet）这样的启蒙运动支持者依旧怀著一种不切实际的期望，即艺术和科学可以更深远地影响对自身和世界、道德进步、社会体制的公正，甚至人类的幸福等方面的认知，而非仅仅控制自然力量。
20世纪没有给我们带来很多这样的乐观态度。问题依然存在，且有了不一样的观点：我们是否应该坚持启蒙运动的宗旨，即使它自身已经问题百出？还是我们应该全盘放弃现代性的方案？如果认知潜能没带来科技进步、经济增长与合理的行政管理，我们是否期望它们能够被制止，以此避免生活实践对盲目的传统产生过度依赖？
甚至在那些目前看来像是启蒙运动后卫军一样的哲学家那里，现代性的方案似乎也莫名其妙地被分裂了。针对差异化的理性，不同的哲学家都各持一方。那位关于开放社会的理论家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还没有被那些新保守主义者收买，他一直坚持认为科学的批判具有启蒙性力量，这种力量可以延伸到政治领域。波普尔为此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即道德怀疑主义与对美学的漠视。保尔·洛伦茨（Paul Lorenzen）所关注的是，在方法论上通过实践理性建立起的人工语言如何被有效地应用于日常生活的革新。然而，洛伦茨观念使科学与知识被局限在一种与类似于道德辩护的辩护中，并且同样也忽视了美学。相反地，阿多诺对理性的强调开始对艺术的深奥与晦涩进行责问，道德无需被辩解，而哲学唯一的任务就是通过非直接性的话语来揭示隐藏在艺术中的批判性内容。
韦伯将西方文化的理性主义特征归纳为科学与知识、道德、艺术之间的分化。也就是说，不同专业的特殊领域需要有相应的专门化处理，并且它们从传统的脉络中分离出来，抛弃传统在日常生活的解释学中所具有的准自然形式。这种分离是差异化的价值领域所引起的自主逻辑所导致的问题。同时，它也导致了试图“否定”（sublation）专家文化这一企图的夭折。这种现象在艺术领域中表现得最为充分。
康德与审美自主
简单地说，一个人可以在现代艺术的发展中找到一条自主化的线索。在文艺复兴时期，对“美”的研究第一次被作为一门独立学科，之后在18世纪期间，文学、造型艺术和音乐被机构化为与教会和宫廷生活截然不同的活动领域。最终，大约在19世纪中叶，一种关于艺术的审美观念诞生了，它要求艺术家按照“为艺术而艺术”的准则进行创作。于是，审美的自主便构成了一项方案。
在这一进程的初始阶段，不同于复杂的科学、知识和道德，一个全新领域的认知结构出现了。之后，解释这种结构的工作成了哲学家与美学家的工作。康德花了很大的精力来论证审美领域的区别性特征，他的出发点是对审美趣味的判断进行分析，其物件是具有某种主观性的，如想像力的自由游戏。但是，审美判断不仅仅只是个人爱好，同时它也指向了主体间的一致性。
虽然审美物件既不属于通过知性范畴所认识到的现象界，也不属于受实践的理性规律制约的自由行动，艺术作品（以及自然美）是可以进行客观判断的。美构成了一个与真实、道德并列的有效领域，建构起连接艺术与艺术批评的基础。因为“美仿佛是事物本身的一种属性”【注13】，我们才去谈论美。当然，美只与一件事物的再现（representation）有关，正如趣味的判断只能和针对某一物件的心灵再现和它所引起的愉快或不快的感受之间的关系一样。只有在外观的媒介（medium of semblance）中，一个物件才可以被当作审美的物件，并且只有在作为一种虚构的物件时，它才能影响到我们的感性，并呈现从客观化的思维与道德判断中逃避的具有概念性特征的东西。康德描述了再现官能的游戏激起的心智状态，这一状态是作为一种不涉及利害计较的审美快感而被启动的。因此，一件作品的品质是独立地通过它与实践活动之间的关系而被确定的。
我在这里提到的关于古典美学的基本概念，比如趣味和判断，美得形式，无利害性，以及作品的先验性，它们的首要意义是将审美从其他日常生活的价值中区别开来，而关于艺术作品中的“天才”概念则需要一个实证性的定义。康德把“天才”定义为“天才是替艺术定规律的一种才能（天然资禀），是作为艺术家的天生的创造功能，本身是属于自然的，天才就是天生的心理能力。”【注14】当我们把天才这一概念从它那浪漫的起源中分离出来，我们可以把这个思想的大意阐释为：有天赋的艺术家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一种去中心的主观性（decentred subjectivity）经验中，这种经验是通过摆脱知识和行动的束缚所得到的。针对这些经验，艺术家将给出本真的表达。
审美的自主性，即去中心的主观性自我经验的客体化，是对日常生活的时间-空间结构的拒斥，是对感知与目的性行为的决断，以及对启示和震惊的辩证——只有以现代主义的姿态，并且只有在满足了两个更高的条件之后，审美自主性才会作为现代性的一种独有意识出现。这两个更高的条件是，首先，把艺术生产建立在独立于市场的基础上，并以批评为仲介，进行能够产生无目的性快感的艺术创作；其次，对艺术家与批评家（后者将自身视为艺术生产过程的阐释者而非公众的辩护者）所扮演的角色进行美学上的自我解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场运动在绘画与文学领域中开始进行了；我们或许通过波特莱尔的艺术批评已经预感到了：色彩、线条、声音、运动已经不再作为表现的主要物件了，表现的媒介和创作技术一跃成为审美物件自身。因此，阿多诺会在他的《美学理论》开篇这样写道：“自不待言，今日没有什么与艺术相关的东西是不言而喻的，更非不思而晓的。所有关于艺术的问题，诸如艺术的内在生命，艺术与社会的关系，甚至艺术的存在权利等等，都成了问题。”【注15】
当然，如果现代艺术没有承载著一个对“幸福”的许诺，艺术存在的权利不会因超现实主义的出现而遭到质疑。在席勒看来，这种许诺来自美学上的思考，然而却没有得到实现，它依然带有一种明显的超越艺术自身的乌托邦性质。这条美学乌托邦的线索一直延伸到马库色对文化的肯定性特征的悲叹，即作为一种对意识形态的批评的悲叹。但即使在一直重申著“幸福的许诺”（promesse de bonbeur）的波特莱尔那里，这种具有调和性质的乌托邦也已经变成因社会现实的矛盾特征而产生的批判性反思。艺术越脱离生活，它就越深地退缩到审美自主性不可触及的地方中去。由此产生的痛苦反映在波特莱尔，这位将自己设定为巴黎的拾荒者的诗人那无限的厌倦（ennui）中。
沿著这样的路线，最终在反抗和暴力中聚集起了爆炸性的能量，这种能量企图粉碎仅仅只有假像的艺术，并且通过这种牺牲进行强行调和。阿多诺很清楚地认识到为什么超现实主义“抛弃了艺术，然而却没有摆脱艺术”16。所有尝试在艺术与生活、虚构与实践、幻觉与现实之阿金的分裂中架起桥梁的努力，以及消除艺术品与实用物品、某种被生产出来的东西与某种被发现的东西、通过深思熟虑的构型与自发性的冲动之间的差别，以及试图通过“一切皆为艺术”、“人人都是艺术家”这样的口号来消除一切标准，并把审美判断等同于主观体验的描述——所有这一切，在今天看来都只是“胡闹的实验”，它们只是更加清楚地暴露了原先企图瓦解的那种艺术的结构：再现的媒介、作品的超验性、艺术生产的特征，以及对趣味判断的认知状态17。讽刺的是，激进分子想要否定艺术的企图恰恰使古典美学用来限制自己的那些范畴变得合理化了。当然，在这个过程中，范畴自身也经历了变化。
超现实主义反叛的失败暴露了一种对文化虚假否定的双重错误。一方面，一旦为文化领域提供自主性发展的环境遭到瓦解，它的内容也就消失了。当意义丧失且形式被解构，艺术也就所剩无几了，它不会产生任何自由的意义。另一方面，第二个错误带来的后果更为严重。在日常生活的交流实践中，认知性阐释、道德预想、表达和价值评价都必须相互影响。对认识和理解日常生活这一过程需要一种对文化整体性、全方位的传播。因此，想要把一个理性的日常生活世界从文化匮乏的僵局中解脱出来，不可能只是通过对一种文化领域——在这里针对的是艺术——的强行开放，以及与专业化知识体系的一个分支建立起联系这种手段就可以实现的。这种做法最多只是用一种片面的形式去取代另一种抽象的形式而已。
在理论知识和道德的领域中，同样存在与超现实主义运动失败相类似，对文化进行虚假否定的情形，虽然对它们尚且缺乏比较明确的解释。像艺术一样，科学和知识、法律和道德，都已经变得具有自主性了。但这两个领域依然和实践的专业化形式保持著紧密联系。前者与科学技术相关，后者离不开以道德评判为基础、受法律约束的行政实践。然而，关于体制化了的科技与知识，以及关于被封闭在法律体系中的道德实践的讨论，都已经离日常生活越来越远，以致于启蒙运动所提倡的那些方案在这些领域里同样也会变成一种虚假的否定。
“放弃哲学”（sublation of philosophy）是一条从青年黑格尔派时期开始流行的口号，马克思则对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展开了讨论。在这里，知识份子将自己与工人运动结盟，只有在这种社会运动的边缘，党派组织才能够找足够的空间来实行他们放弃哲学的主张，正如超现实主义者对艺术的否定一样。教条主义与道德严格主义所带来的后果暴露了与超现实主义运动相同的错误：当日常生活实践——它指向认知、道德-实践与美学-表现之间的那种不受约束的相互作用——遭到了破坏，它就不可能通过与一种被强行开放的单一文化建立联系而被治愈。对这些价值领域内有很多杰出的代表，比如尼采、巴枯宁和波特莱尔，他们通过个人的生活方式传达出了的具有普遍性的颠覆力量，然而我们不能将对这些人物的模仿，混淆于知识在科学、道德与艺术的领域内累积起来的体制化与实际运用。
在特定的情形下，或许可以在恐怖主义运动与某种文化契机之间建立联系，这样一来，在政治的美学化趋势下，道德严格主义取代了政治，或者政治被强压在教义的教条主义下了。然而，这种无形的联系不应该误导我们去把启蒙运动的宗旨指控为一种“恐怖主义动机”（terroristic reason）的产物。那些把现代性的方案与个人恐怖主义的心态及恐怖主义所造成的罪行相提并论的人，显然和那些声称在军队和秘密员警的地窖里、在监狱和精神病机构里隐秘展开的具有超强持久性和广泛性的官僚恐怖主义的人一样目光短浅。仅仅是因为这种恐怖主义利用了国家机器的强制手段，在他们看来，这就是现代性（以及被实证主义方式腐蚀了的法治形式）存在的理由（raison d'etre）。
注释：
*本文是作者在1980年9月11日于法兰克福圣保罗教堂被授予阿多诺奖时所做的演讲。
13. Immanuel Kant, Kritik der Urteilskraft, par 7,translated by J.H. Bernard, Kant’s Critique of Judgment, Macmillan, London and New York, 1982, p 58.
14. Kant, Kritik der Urteilskraft, par 49; Bernard, p203.
15. Adorno, Aethetische Theorie, p 9; Aesthetic Theory, p 1.
16. Adorno, Aethetische Theorie, p 52; Aesthetic Theory, p 44.
17. Dicter Wellerschoff, Die Auflosung des Kunstbegriffs,Suhrkamp, Frankfurt am Main, 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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