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伞运动．二】如何带给年轻人新希望？　民主派欲振乏力

伞运之前，国际青年商会香港总会公布“亚洲10地青年快乐指数”，显示香港青年的快乐指数倒数第三，只赢过马来西亚及澳门，而不快乐的主因则是“对前途感到忧虑”。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对于香港未来要往哪走，年轻人确实感到迷茫与恐慌。那么，政治人物又能带给年轻人什么样的愿景或想像呢？

承接上文：【雨伞运动 . 一】从希望到失望　香港青年的沉寂与落寞

立法会功能有限代议士欲振乏力？

“真的很难啊，我都不敢说我能帮年轻人改变些什么。”谈到怎么帮年轻人找到出路，经去年311补选晋身立法会的区诺轩显得欲振乏力。他自嘲道，就算是立法会内最年轻的代议士，他也没有自信能得到广泛年轻人的支持，因为在畸形的体制内，议员能做的事真的太少了。“政府、北京中央常批评我们，说民主派只懂反对、不懂建设，我就好奇了，在这个政治体制下我们能建设什么？你提什么政策都没有影响力，香港政府根本不会听你的，这就是香港的疯狂。”区诺轩举例，去年“土地大辩论”，民主派提出“棕地先行”政策，土地供应专责小组也赞成有关主张，但政府听取小组报告后，却仍坚持要开发人工岛，“连自己委任的小组所作出的结论都不认帐，你觉得政府会听民主派的话吗？”区诺轩表示，年轻人会对政治感到失望很正常，因为政治体制不能达到他们的期望，政策也与他们的想法背道而行。

“民主派能做到最基本的，至少要跟年轻人同一个鼻孔出气，同时也要检讨我们的主张究竟是孤芳自赏，还是年轻人真正期望的？民主派应该多把人民的委屈说出来，民生政策要做得比政府倡议更好，尽管未必有用，但至少别人会知道你说的有道理、政府说的没道理。民主派也要团结，我们可以做得更好，但现在太爱分板块了，没有做到很好的整合，别人看不到你是一个团队。如果年轻人投票给你，却看不到有最多民主派能进入议会，他会对结果感到失望。”区诺轩说。即使对目前的政治现状提出了些许建言，区诺轩仍认为，这些只是在现行困境下能先行改变的部分，并不能真正打开香港的政治死结；要让年轻人重新关心政治，仍需寄望于整体政治体制的改变，因此民主派除了在政治的议题上团结、做出更好的政策研究外，还要在政治路线中不断的施压，以求政治改革能再次启动。“说起来好简单、好合理，但我们却连这点都没做好过，很多民主派的议员在立法会里都不知道自己要提出什么样的倡议。”

代议士提什么政策都没有影响力，香港政府根本不会听你的，这就是香港的疯狂。

再提政改？民主派卸不掉的包袱当下的政治文化对香港而言显然不够健康，政党的功能仅止于监督问责，而无法影响行政体系的运行，选民的投票逻辑变成“投给一个反政府反得好的人”，而不是投给会做事的人。代议士对民众心声的传递及影响有限，就难以说服选民投票会有什么用处，到头来，一切似乎又回到政制改革这原点。“我们不能过分地脱离现实，说我们现在去对内地做些什么，香港就会有普选，这个不太现实。”对于政制改革的可行性，民主党副主席罗健熙显然也充满了悲观。他尤其认为，“831框架”的出炉，等于是给香港的民主政治宣判了死刑。

“2010年民主党去跟中联办谈判时，是希望寻求一个‘中途方案’，不是以后就不变了，那时候也是在找往中间走一步的方法，但是‘831框架’看不到将来改变的可行性，我们一直的理解就是，如果定下了，以后就不会有任何改变了，中共会觉得这已经了满足香港普选的承诺，它就没有责任去让香港达到更高程度的普选。我觉得他们的思维是这样子的。”罗健熙回忆，当年讨论政制改革的方向时，连偏向保守的建制派所提出的方案，都比“831框架”还要宽松（基本法委员会委员陈弘毅，曾提出扩大提名委员会选民基础至60万人的方案），由此可见中央政府面对政改所需的安全系数之高；当其所需要的是一个“安全状态下”的普选，就可以确定其方案不会是真正民主的普选，而这结果对民主派而言显然不能接受。“不是说民主派不想谈，而是在这个强硬的底线下再拿出来谈也没有意义，你无法期望它能变得更宽松一点，没有比2014年更严格就已经是一个很大的奇迹了。”很多人问，能否在“831框架”底下提出一个另类的政改方案，罗健熙说，如果是开放去讨论各种可行性，民主派当然乐见，但他坚持，北京若有意开放讨论，就不会提出如此没有弹性的方案，彻底抹灭香港人对真普选的期望。

深怕上述说法太过模糊，他又拿出手机举例：“就像你今天去逛夜市看到这支手机，你问老板这支手机怎么卖？老板看了你一眼后开价20万港元，这代表什么？代表不用谈了，根本没要跟你谈。”回到政改之初，不少民间团体、政党组织及特区政府都提出各自认为合适的方案，而最大争论点，则聚焦于“公民提名”与“政党提名”是否能成为与“提名委员会提名”并行的特首提名管道；这三轨进行的方式，又是否违反《基本法》第45条的规定？对中央政府而言，答案显然是后者。时任中联办主任张晓明曾经指出，条文订明要“由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名”候选人，而“民主程序”的主语是“提名委员会”而非其他组织或个人。

倘若中央政府那“不可逾越的底线”，是特首候选人仅能交由提名委员会来提名，但市民又对提名委员会缺乏信心、认为其代表性与广泛性不足，那是否能够退而求其次，透过本地立法修改提名委员会的组成方式，让特首人选更具代表性，以达成香港的“间接民主”？对此，罗建熙同样有所忧虑。“提名委员会的组成，可以很开放，也可以很小圈子。如果提名委员会的成员是民众普选而来，那他们在想法上或许会有所不同，毕竟民选的委员要对选民负责，他必须忠实地提名选民支持的特首人选。但实际上，政改方案不会把提名委员会的组成说得很清楚，之前讨论政改时就有人提过类似的方案，但中央政府的回应很模糊，只说这部分交由香港立法会去处理，不在政改方案中讨论。对民主派而言，不可能去冒这个风险。”他认为，在仅有提名委员会有提名权的情况下，其组成方式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必须在讨论时就定义清楚。

更根本的问题在于，“831框架”的提名委员会组成方式，显然对建制派更为有利——由25万名来自38个界别的选民，投票选出1,200人组成提名委员会，以2011年选委会选举为例，建制派稳占当中逾八成选票。因此，若回到立法会上进行修法讨论，建制派是否愿意顾全大局“自我阉割”，对民主派而言自然成了风险难以承受的豪赌，故而不敢、也不愿作政治妥协。民主派之所以会有此忧虑，源于建制派在立法会上始终占有多数的主导地位，尽管现行选举制度的确相当有利建制派，但若以政制改革或改变提名委员会组成作为号召，是否更有助于泛民政党在选举中获得更多选民支持，进而能在立法会上更有底气地提出相关诉求？罗健熙也不看好：“香港人一直以来都比较现实，除了在政改那一年以外，大部分人最关心的都不是政治体制。我说的现实是指，在香港人心里总觉得，他们的关注对这件事起不了很大的作用。而且大家每天都在面对很多生活上的问题，譬如说香港的楼价，在这个看似富庶的社会，很多人都忙着为生活奔波、为住屋烦恼，有钱一点的看楼价的问题，没钱的人看租屋的诉求。很多民调都说明，经济、民生才是香港人在意的重点，政改是排在很后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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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节录自第154期《香港01》周报（2019年3月18日）《从希望到失望 香港青年的沉寂与落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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