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国民经历苦难与奉献　李文亮之死触动“集体创伤”

COVID-19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爆发数月，如今在内地日渐缓和，内地民众的生活似乎也正逐步回到正轨。《香港01》就此访问多名生活在湖北、广东、上海、北京的国民，写下他们在疫情高峰期的言行思绪，从中也看出他们如何展望疫情下的经济前景。

不想再看攻击武汉人的言论

受访者大多是白领阶层，个别来自中产富裕家庭，他们在疫情第一波冲击之下，担心自身和亲友安全，对持续上升的病例数字深感不安。度过初期的焦虑以至烦躁后，他们都逐渐适应禁足生活，如家在荆州的小兰每天除了看书、看电影、背英文单词，也开始做瑜伽等健身运动，甚至玩起拼装玩具。

相比生活堪忧的农民工，受访者的客观处境当然好得多，不愁温饱之余，很多人就是找法子打发时间。不过旁观者的判断是一回事，受访者的主观感受却是另一回事，郁结惶惶不可终日是切身感受，由个人家庭责任之重，到身为国民的同胞之谊，他们也都历了苦难与奉献。

Jason在上海从事金融业，疫情其间由于陪月无法赴沪，因此两夫妇须日夜照顾婴孩，他自觉久不出门而抑郁烦闷，在家来回踱步，又不时为家务小事与妻子吵架。虽然仍可苦笑自嘲，但在疫情第二波冲击之下，他也预计经济影响迟早会波及金融业，情势比2008年金融海啸还严峻，前方是充满未知数的挑战。

一家之主有一家之主的烦恼，而作为14亿国民的一份子，各受访者亦自有其思潮起伏，而身在湖北重灾区的受访者更是感触尤多。荆州人Kathy和武汉人阿飞眼看网上对湖北人的议论繁多，自言情绪难免受到影响；武汉人阿湘就因不想再看到攻击武汉人的言论，直接把微博从手机上删除了。

电器商经理远程支援雷神山

疫情生活却不只有惶惑不安、无力感和麻烦不便，部份受访者便投身于抗疫工作，又或者讲述所见所闻，体会到“全民战疫”和“共克时艰”。

阿湘便以公司志愿者的身份，搬运爱心物资以医院使用，包括消毒液、医用酒精、防护服、口罩、护目镜等。Kathy则有朋友在基层工作，负责帮居家隔离的轻症患者量体温、照顾独居老人、运输物资和巡逻等，他们连隔离服都要自己买，或者穿即弃雨衣，假期里没有一天休息过。

🔑🔑小兰很快就适应禁足生活，每天看书、看电影、做瑜伽和拼装玩具。🔑🔑

知名电器品牌的区域经理小颖家在河南，曾远程参与公司的志愿工作，向武汉雷神山医院捐赠空调、热水器等设备。小颖其时负责确认产品参数、考虑工程造价和拟定设计方案，至今依然为未能身在现场而感到些许失落：“要不是因为封城，当时差点想要冲回湖北帮忙，甚至有点后悔回老家回得太早。”

受访者经历“抢菜”和禁足防疫，个别更亲身参与防疫工作，他们同时也通过资讯平台，感受疫情的威胁，例如上述湖北人便因恶意留言而备受压力。至于居于顺德的中产徐太，她看到每日新增确诊数字持续上升时，总是十分恐慌，看著政府下发一份份文件，她坦言也令人很害怕，“好似打仗咁”。

在政治问题与传媒现象之外

经历共同的奉献与苦难，浏览引发情绪波动的新闻报道和互联网消息，来自大江南北的受访者不约而同地提到一个人：李文亮。

李文亮是武汉市中心医院眼科医生，于12月底就不明疫情私下警告旧同学，结果遭公安以造谣为由，予以拘留及训诫，并连同其他7名示警医护，被官方央视称为“散播谣言者”。最终李文亮感染了新冠肺炎，于2月初不治身亡，当时有大量内地网民哀悼，并批评当局处事不公和箝制言论。

访问集中于个人经历，受访者亦多从自身经验出发，无意间提到“李文亮”这个名字，似是象征瘟疫中的种种劫难。湖北人小兰就如此表述：“（1月底）宣布封城后我每天抱着手机看新闻，后来心理压力过大，索性不看了。当时看李文亮的新闻也哭得伤心，后来就稍微麻木一些了。”

🔑🔑有武汉居民高喊“都是假的”以投诉天价粮食，Kathy和阿飞则有不同体会。🔑🔑

对于官方防疫失当有所不满，李文亮之死成为舆论聚焦点；触动了个人感受和创伤，李文亮之死成为受访者的共同话题。Kathy看到有网民揶揄“李文亮作为一个眼科医生为什么也要上前线抗疫”，感到很气愤，因为她有几位亲友都在医院工作，知道医生人手非常紧张，医护需要轮换值班，又累又苦。

新闻事件有不同层次，可以被解读为揭示政治问题，也可以是大众媒体引发的社会现象，更何尝不是个人情感共鸣呢？徐太讲述死亡数字和官方文件如何没完没了，引发出心中负面情绪，其间李文亮逝世即是最深刻的标志，她为此哭了好久，但一场宣泄过后，心情也稍为平复起来：“我觉得当时好多人都系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