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星人袭击地球前　无法期待西方看清人类命运与共︱专家有话说

中国近代史的核心议题，是中国的现代转型。从19世纪中期开始，受到西方世界的挤压，中国的历史车轮脱离自身轨道，走上建构现代民族与现代化国家的道路，但这条道路对于中国人而言是一条陌生而险峻的道路，正如历史学家唐德刚所说，这时的中国走进了历史的三峡，方向和前景都陷入迷茫，挫折和灾祸不绝如缕。

“二十大”焦点下的中国历史现代转型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展示了中国共产党政治目标的聚焦，即“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式现代化”和“全过程人民民主”。

中国共产党一向自命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它把阶级解放与民族解放同时列为党在实现共产主义之前的目标，二十大报告将这个目标重新聚焦在中华民族的复兴，着重强调共产党作为民族先锋队的性质，让中国人和全世界看清中共的近期政治目标。

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共产党放弃了它的最高理想，相反它将这个最高理想重新表述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如马克思在19世纪看到人类前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也从中国传统大同理想当中汲取文化养料，将这个前景定位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很难期待短视近利的资本主义政治理念看到人类脱离金钱宰制的远景，同样，在外星智慧生物袭击地球之前，我们也无法期待当代西方“发达”世界看清人类命运生死与共的真实面貌。

符合这个目标的政治─经济解决方案乃是“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在痛切体认到西式现代化在为人类带来物质进步的同时，也让人类付出了多数人被压迫、被剥削、被侵略、被殖民、被掠夺、阶层分化、贫富不均的代价；让自然界付出生态失衡、疫病丛生、天人关系对立的代价。中国式现代化首先追求多数人的物质进步，避免造成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工业国家与农业国家之间的结构性冲突。

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

中国式现代化，在形式上是西欧北美市场模式与苏联计划经济模式的妥协型态，但在实践中，这是后发现代化的优势。历史把最初的机会交给西欧北美，再给德国、俄─苏、日本第二次机会，借以修正最初的草率，错过两次机会的中国，则是从二者当中吸收成功与失败的经验。

西欧北美模式现代化的最大缺失，在于少数人占据多数资源，少数人垄断利益分配，不仅在它们建立的民族国家内部制造阶级差异，更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工业国家对非工业国家的压迫和剥削。这种型态的现代化，也带来政治与社会的重大弊端。工业化带来社会化的生产和经济，资本成为政治的真实基础，企业家的意志在极大程度上决定政治。社会化经济分解传统家庭结构，将大部分的家庭职能转移到社会。市场决定社会和经济运转，而市场化的成本也极为高昂，政府监护市场，但政治往往沦为市场的工具。家庭规模缩小，带来婚姻与家庭的商业合同化倾向。台湾的现代化模式有一个重要背景，即对西方的政治依赖，迫使台湾与西方利益接轨，因而必须实施西方制度，方便西方从台湾获取利益，由此，西方现代化的缺失感染到台湾的现代化过程。

苏联模式是对西欧北美模式的反动，但它的最大缺失，在于其诉求反抗殖民强权剥削体制的动员型工业化，缺少市场化经济的内生动力。

中国式现代化，无疑必须包含建立在现代技术基础之上的现代经济，也包含现代民主理念和民主制度，但这一模式下的技术─经济与民主，都是扬弃西欧北美经济和民主制度缺失的产物。

1. 人类命运共同体

如前所述，西欧北美国家的形成过程和西欧北美现代化的底层逻辑，始终受到丛林法则的制约，它的至高状态，只限于特定民族国家的排他性利益，而传统“中国”形成的动力并不源自政治体之间的竞争，而在于一种政治理想和价值──即“天人合一”世界秩序──的认知和追求，“中国”形成的过程与此后演变的过程，一直贯穿这一价值和理想。这样的国家形成模式和世界秩序理想，已经构成目前中国所揭橥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愿景的基础。

几个世纪来，明清中国在“天下”秩序的理想下，于国际社会奉行“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儒家理想，长期维护东亚国际社会的公平正义。这一秩序为西欧列强和日本打破后，中国人为自救而建立的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依旧奉行扶弱抑强、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支持亚洲及非洲、美洲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独立、解放的理想，并竭尽全力实行。作为1930年代世界反纳粹反军国主义战争的先导，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的战争为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去殖民化建立典范；冷战时期中国支援朝鲜和越南人民的反美抗争，也直接维护着冷战期间的国际秩序和国际正义。

现代中国将工业化及现代化经验推展到亚、非、拉美，意味着第三世界挣脱西方工业国的长期压榨，最求自身经济自主和经济解放的前景。“一带一路”包含“大同”的价值，为人类个人及民族的平等，为人类共同利益提供了一个值得期待的选择。

2. 中国式现代经济体系

中国经济的现代性，建立在解构宗法制度和家庭经济，确立公民个人权利本位，重新构筑现代社会经济模式，搭建市场运行的基本架构的基础之上；与此同时，中国的现代经济也不轻视家庭、家族所组成的民间自治社会的价值和动力，它搭建出核心家庭与传统家族之间的融合机制，保存村庄的社会功能，让家族与村庄参与现代中国社会公共空间的建构。

3. 全过程人民民主

中国政治的现代性，建立在解构传统政治及传统社会、重构保存传统价值的现代政治与现代社会之上。但中国的协商式民主，又有意避开形式投票民主的缺失。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考量不同地域、不同族群民众需求差异的设计；政治协商会议则是对应不同行业、专业领域技术内容的设计。这两个设计的目标，在于有公平而有效地分配经济、社会、财富资源，而最终必须经过绩效考核与考验。

投票民主的根本缺失有三：其一，由于竞选过程受到资本和由此产生的资本化传播互联网及资本化政治状况的根本制约，由投票产生的“民意代表”和政治职务当选人，必然，也只能代表大财团的意愿和利益。

其二，由此产生的立法、行政乃至司法机构，必须继续汲取普通民众的利益以挹注资本利益，以确保下一次竞选时得到资本的支持。资本与政治势力之间为了维持交易结构的稳定与永续，通常会依市场原理自然形成以“政党”为名的复数──在实际中通常是两个──政治集团，资本借由操控与不同政治集团间合作程度的杠杆，有效调试、平衡自身的最大利益组合。当一个政治集团与资本的合作呈现弹性疲劳，资本会将民怨引导到该集团身上，转而与另一集团合作，同时保留与前合作集团的连结。在这个过程中，表面上，民怨和民意可以透过“政党轮替”得到宣泄与体现，实际上，不同政治集团的轮替，只是资本以利益最佳化为导向的重新组合。

其三，不需负责。理想中的民主政治应当是责任政治，但在投票民主制度下，竞选承诺并不是义务性的，在任期内的施政成败也不影响当选者的政治利益。

为避免投票民主──形式上的民主的缺失，全过程民主的焦点放在资源分配与再分配之上。全过程民主的前提是“家国同构”，个人将一部分权利让渡给群体，群体决定公共产品的公共性。国家为扶持落后地区的经济和贫困民众的生活，透过投资偏远落后区域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将富庶及经济发展的成果再分配到弱势群体之中。如果采用单纯的投票民主则话语权掌握在富庶区域菁英阶层当中，国家的公平政治和远见政治势必无法推行。面对新冠疫情，中国奉行以人民生命安全为中心的防疫政策，动员的规模和影响，也与投票式民主的规则相背，但生命的价值得到有效的尊重。

中国人对自身的现代化实践的信心，背后是中国历史和中国现代政治中的现代性因素。检视中国人的现代性，可以确认中国的近代转型正在走出历史三峡，人类的命运也面临重要转机。

作者吴启讷，系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原文发表于台湾铭传大学两岸研究中心主办“‘九二共识’下台湾与中国大陆现代化学术研讨会”（2022年12月21日），《香港01》经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