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看中共百年・二｜两岸比的不是政治制度　而是治理体系与能力

自1921年中共建党以来，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角逐有了新的参与者，尔后在形势发展下，以国共分合为现代化主轴，再到1949年两岸分治之后，双方仍一直在政治制度、社会经济发展等现代化道路上较量。

在同样是战后破败的基础上，两岸历经70余年的发展，台湾确实曾经有过优势，非但没有经历过大饥荒与大规模枪杀地主这样剧烈的社会变革，且在各层面皆有亮眼政绩，例如以繁体中文扫盲的高水平国民教育、亮丽的经济成长、低度贫富差距等等，冷战时期的建设与发展，让台湾的GDP曾经在1990年代初期达到整个中国大陆的近半之多！

台湾“治理体系”受到政治与行政改革冲击

好景不常，台湾的“制度优越性”在1990年代中后逐渐松动。当时台湾正大力开展“民主化”的政治改革，除了各级选举外，在治理面向上，受英美“新公共管理”浪潮引领，多间原本担负公共治理职能的公营企业开始民营化、私有化；再加上“精省”前后职能重组，台湾政府以往对社会经济治理、长期经济蓝图的规划与执行能力，遂大幅减弱，尤其是三度政党轮替的过程中，许多“旗舰”建设一再变更，延续性也极低。

而社会价值转变与环保运动风生水起，也让某些重要建设面临瓶颈，不断增添沉重的财政负担与厂商索赔压力，核四厂就是“认赔却无法杀出”的代表。

更糟糕的是，由于改革过程中未能兼顾社会公平正义，导致特定人士享有相关“红利”的“黑金政治”，也让贫富不均开始拉大，台中研院士朱敬一分析2017年财税资料发现，家户所得最有钱的1%，享有全台湾11.29%所得，这就是台湾民富差距拉大的结果。

此外，公营企业民营化浪潮中，许多企业所有权以极低的代价转移至财团，再加上进入2000年后的两次“金改”爆发诸多弊案，也动摇了不少以“均富”为基础的社会价值。郭婉容、刘忆如母女先后担任台湾财长，但都因证所税而下台，就是对“资本利得应用来促进均富”价值动摇的表征。

也因为资本与政治关系造成的不确定性，台湾长年来投资不足、加上产业外移，遂有“空洞化”倾向，许多GDP金额的产出地点，其实不在台湾。而本地资金亦多流向房地产，造成房价所得比节节飙升、“无壳蜗牛”长年哀鸣。

中国大陆的“治理体系”急起直追

与此同时，中国大陆则急起直追，除了数度进行农业改革、废除农业税、松绑户籍制度外，在公共建设上亦有高速公路五纵七横、铁路四纵四横（后改为八纵八横）的成果，高铁技术更输出至土耳其、俄罗斯与印尼等国。

而在社会治理面，举凡食品安全、数码金融、医保异地结算、环境治理等议题，近年都有不少发展，就连长期未被当作首要问题的绝对贫穷议题，也在近年借由大规模“脱贫攻坚”，而在2021年基本清零了绝对标准上的县级贫困区。2019年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凸显中共将更注意“治理”这项关键命题。

在多年高速经济增长下，2020年中国大陆的GDP总量突破100兆人民币，与其相较，台湾GDP总量已萎缩至只占4.51%，过往的荣景也难再复见。

以前好　不代表未来好

时至今日，台湾仍然具有优势，例如中国大陆知名微信公众号“宁南山”近期即曾分析，大陆没有任何一座城市人均GDP超越台湾（包含最先进的北上广深），若是拿省来做为比较人均GDP的基础，台湾更会拉大与大陆各省的优势，显示经过了70多年的发展，台湾还是有一定的“家底”在。

但是过往好、不代表未来仍会好，诚如先前所提，台湾在社会经济政策面向，受到政治改革、政府改革的冲击，产生重要的负面效应，再加上政策延续性跟技术官僚主导性遭受侵蚀，在很多治理面向已有大陆做得比较好的趋势，值得台湾警惕。

尤其是以四年为一期的“国家发展计划”，深受台湾执政者的更迭而变换，大大降低台湾整体发展目标与资源挹注的一致性，相较于中共“五年计划”或者规划的一脉相承，台湾的政策剧烈变动有相当大的劣势。

两岸“黄金交叉”？铁路治理与新冠肺炎治理差距

两岸此起彼落，近年来一个重要的案例就是铁路治理。中国大陆铁路近年来急速建设，也曾面临到治理“短板”。

例如2011年温州动车事故，前后列车追撞导致死伤惨重，事故后对现场高强度的处理方式也引起不少民怨，尤其面对质疑掩埋车头的行为并不是为了救援、而是抢通车，官员一句“反正我信了”，曾引起世人高度讨论。但是此事之后，中国大陆铁路没有再出现重大人为意外（2020年T179事件是自然灾害），高铁系统也陆续输出至其他国家，并不断增加研发能量与推出新产品，安全性如今已不再遭受质疑。

反观台湾，2018年普悠玛列车事故、2021年又发生太鲁阁列车意外，一共造成67人死亡、400余人轻重伤，令人纳闷的是，台湾轨道建设经费并不短缺，且三年内发接续竟连续发生严重伤亡的人为意外事故，显示台湾在铁路安全治理面向上，存有极大的系统性缺陷。

另外，2021年5月台湾本土爆发大规模新冠肺炎疫情以来，台湾的公卫治理能力也备受质疑，特别是在筛检量能上，竟然出现PCR检测仪由于大多仍为“半自动”机器，导致筛检大塞车，加上检测政策的要求，最后官方甚至出现“校正回归”这种闻所未闻的政策概念。

反观较台湾稍晚才爆发疫情的广州市，在6月10日就完成全城1,800万人的核酸检测；更早之前，河北省石家庄市借助“火眼实验室”的能量，在3天内就完成1,300万人的核酸检测——台湾面对的治理难题，在现在的大陆各省市，却是几日内就能解决的简单问题。

在台湾，许多媒体与政客看到的往往是两岸间“民主”与“专制”之争，但这本身就带着西方僵化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观，从而忽略了政治制度的本质是让民众能享有更好的生活，而治理能力的提升是其重要一环。

这也是台湾对大陆的“心结”之一。当“改善国家治理体系与能力”成为中共标举的“第五个现代化”之后，也突显出两岸之间的政治博弈与对社会民众的召唤，已不再只是政治制度之争，更重要的是治理体系与官方的“纠错”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