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廿年空间战之一】黄英琦：香港人自己空间自己找

编按：人类历史上，很多战争都源于资源的争夺。回归二十年，土地问题引发了这个城市最旷日持久的战争，这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既有关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居住空间），亦有关于我们在生活之上对于文化艺术的需求。二十年来，政府场地跟不上时代的步伐，难以满足文化艺术的发展。连政府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开始新建或更新文化场地，更展开了西九文化区计划；另一方面，各种大小不同的民间文化艺术机构及组织也纷纷成立，形成百花齐放局面。然而，无论政府主导或民间组织的艺文空间，都面对不同的问题，值得探讨；而艺文空间的转变，实际上也反映了文化政策、社会关系、市场变动、香港人的文艺喜好……

若以回归作为一个时间点，不如再把时间推前一年，香港当代文化中心在1996年创立，是本地文化界的标志性事件。创办人有荣念曾、胡恩威，还有现在的总监黄英琦（Ada）等人。黄英琦说95、96年的她只是生态中的小角色，但这二十年来，她一直在香港的文化发展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创办了多个机构，又担任公职，包括曾在文化委员会和西九文化区咨询会担任成员。

97年前后，大家开始思考香港文化是什么。

文化艺术实体空间较二十年前多

“回归二十年来，实体空间较二十年前多，起码二十年前没有不是康文署及市政局管理的场地，较标准化。”在黄英琦忙完手中的事务后，访问开始，窗外的雨愈下愈大。

根据香港艺术发展局在2000年出版的《香港文化艺术政策回顾》，“踏进九十年代，九七回归的来临和殖民地政策的淡出，政府加强了政制改革，也加强政策研究和政策咨询。”当时的文化界积极关注文化政策的制定，文康广播司在1993年发表报告文件，令文化界人士希望参与政策制定，同时促使了香港文化界成立压力团体性质的联席会议，组成了“香港文化界联席会议”。1994年，艺术发展局的成立取代当年的演艺发展局，也是“香港文化界联席会议”间接推动的。

“97年前后，大家开始思考香港文化是什么，当时进念‧二十面体有一些具反思性的剧目，如《石头再现记》。民办的团体各个艺术媒介也有，但做文化分析、文化倡仪、文化交流及文化艺术教育的就没有。”于是，在荣念曾带领下，香港当代文化中心成立，补足香港文化生态发展的一个位置。黄英琦则是在1998年加入。

黄英琦指自己在95、96年时“只是生态中的小角色”，但与此同时，一向平衡几线发展的黄英琦与胡恩威及荣念曾，都是“香港文化界联席会议”的成员，“那时没有Facebook，大家不想单打独斗，马家辉、陈清侨、胡恩威、荣念曾、茹国烈、我、冯美华等一堆人，大家定期开会，看看有何想倡议，因为当时在体制上想要多一点，而市政局是生人勿近，艺发局只管艺术不管场地，所以我们倡议多交流。倡议几年后，香港在威尼斯双年展租借场地作为展馆，香港人如台湾一样自己办一个展览是难得的。艺发局之前没有人做，香港在威尼斯没有身影，但当有了场地，艺术家就可以到威尼斯。”2001年，没有“国家”身份的香港开始以平行展方式参与威尼斯双年展。

政府从来没有艺术村政策，到西九，很多人说西九不属于本地的艺术家，只属国际级的，所以我们又要争取一些本地的艺术设施。

文化发展由民间起动

黄英琦强调“香港的文化发展一直由民间起动及尝试”。1998年，政府产业署将北角油街的旧政府物料供应处廉价放出招租，吸引大批艺术工作者租户，“凑巧聚结成一个艺术村”。可惜艺术村只维持了一年，便被政府以都市重建为由收回。当年，油街的艺术团体组织起来，向政府争取合理安置，最后政府终于答允为期三年的租约及三年结束后可予续期，将马头角动物检疫站租予艺术工作者，即现时的“牛棚”。

“政府从来没有艺术村政策，到西九，很多人说西九不属于本地的艺术家，只属国际级的，所以我们又要争取一些本地的艺术设施。”2004年，黄英琦与一群关心香港文化发展的人士组成西九龙民间评审联席会议，犹如“香港文化界联席会议”2.0，只是这次的议题瞄准西九。他们曾多次发表立场，不要发展商主导的文化区，“如果没有这个组织，西九很难推倒重来，你可以说今天的西九如何不好，但怎样也好过长江和新鸿基帮你起。”

“我们反对官司勾结，要求政府成立法定组织自行营运西九文化区，我们不分彼此，提出不同的倡议方案，政府应感受到诚意。”经过争取，西九幸免于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地产项目，天幕的设计也告吹。对西九的关注不止在西九本身，引发的是一连串的效应，当年他们要求建设西九的同时兼重城市规划及文化规划，把西九项目的内容带出西九，放眼香港十八区，贯彻于落地生根的文化发展上。“因为西九，所以才有了JCCAC（赛马会创意艺术中心）”，2008年，一些中小型的艺术团体进驻由“石峡尾工厂大厦”改建的JCCAC。

我经常向别人解释，十多二十年来的文化艺术发展，大多是由公民社会做一些事，政府认为方案有建树，便会一起投放资源。

与政府互动可促成更好方案

“政府做事的方式，从来是回应式的。如果文化界多与政府互动，可能会有更好的发展，但如果不与政府互动，就不会有更好的方案发生。”黄英琦提到，香港没有一个政策局去为文艺发展发言，只能去民政局，“但他们有很多杂项要处理，可以花多少时间做文化？”

当代文化中心的发展经历过几个阶段，最初荣念曾发现香港的艺术工作者没有机会到外国交流，遂在1997年起举行上海－香港－深圳－台北城市文化交流会，至今已举办二十年，由最初策划文化交流，到后来转战教育，2006年创办兆基创意书院。黄英琦提到，政府当时没有建立艺术学校的政策，但也没有政策不可以有一间艺术学校，“其实民间的力量很重要，我们自己有能力做一些事回应未来。我们有一团火，也有同行者。”

黄相信只要香港人不划地为牢，其实有佷多空间可以尝试。“如果你问我当年懂不懂办学？不懂！”她言之确凿。于是，她2003年她开始读教育，现在是教育硕士。他们当时发现艺术太边缘化，如要推动文化发展，必须在中学阶段重视文化艺术教育，以专门的学校培养接班人。“如需要人才，就要从教育开始，当代文心中心一直在做生态持续发展的深耕。”

2003年正值SARS，香港的经济环境十分差，但适逢兆基创意书院筹款建校，黄英琦与团队到每个地方敲门，后来李兆基基金会愿意捐款建校，就命名为兆基创意书院。有了李兆基基金会捐献的资金打底，后来政府也拨出部分资金支持建校。“我经常向别人解释，十多二十年来的文化艺术发展，大多是由公民社会做一些事，政府认为方案有建树，便会一起投放资源。”

我们需要一个跨界思维，如果你永远站在“我是一个年轻的剧场工作者，我不够资源，句号”的位置，是不行的。

文艺界也要有创业家精神

除了实体空间外，黄英琦也谈到发展空间，她觉得文化艺术界习惯了一个模式，按康文署给予的场地及艺发展的资助而决定做多少，如果申请不了场地及资金便不做了。“2009年前，我看到这个氛围，幸好现时一些年青人可以众筹实现梦想。文化界为何不可以通过众筹实现梦想？”她指出，建立Good Lab及MaD也是希望各行业的年轻人建立创业家的精神。

“我看到创业界有种‘I CAN’的精神。创业的人十个有九个没有钱，就算没有钱，在创业界也从来不会成为一个障碍。”黄英琦希望新一代能思考更多，有自己的文化自己救的做法，更重要是创新。黄英琦眼中的Good Lab“细路”有创业家精神，也能实验脑中的想法，“他们不断尝试，到处敲门，随时又拿到一二十万，先给自己几千人工，吊盐水六个月，接着六个月做做做，做一个新的Demo去第二轮筹款。”

文艺界一向资源不足，文艺工作者高工时低收入成了常态，申诉得更多时，无力感更大。“我会说不如我们问自己想要什么，然后去争取。”当政府一向只是回应式地应对民间的需求，从没有制定香港长远的文化政策的蓝图，黄英琦说根源是“我们都不在意”，没有投放足够的精力去争取及倡议，纵使近年有“文化同行”等倡议团体，但大家的人手时间不足，倡议工作逆水行舟，缺乏持久力。“我觉得社交媒体令大家卸了力，在Facebook骂完就觉得发泄了。但争取是困难的，不只是做联署及去立法会，还要做一些实验或创造一些东西，建立论述，才有议价的能力。”

“我们需要一个跨界思维，如果你永远站在‘我是一个年轻的剧场工作者，我不够资源，句号’的位置，是不行的。你会否跨越自己的位置，尝试以政府的角度去看自己？你会否尝试了解文化政策及其脉络，再想想如何以自己最大的诚意与政府沟通，到头来争取一些事？”

这二十年来，虽然文艺实体空间多了，但黄英琦也指出文化艺术的资源及资助却没有增加。她提到当资源短缺，“但香港是自己找空间给自己的，如好戏量的杨秉基”，“如果等到政府说有一个艺术节，就太迟了，而且，政府管理艺术村必死。”

Good Lab图集

文化艺术发展需要贴地而行

文化艺术发展与香港整个城市规划紧紧相扣。黄英琦提出不同的发展可能性，“如果我们深入了解规划标准，会发现每个社区都有篮球场及街市，但为何没有小剧场和展览厅？而新市镇如天水围，地方大，可以做户外雕塑及装置艺术或其他公共艺术活动，却因为公共空间的管理僵化，装置艺术等申请很难获批而没有人做。”

当文化艺术团体及工作者搬到工厦也面临再被边缘化，最后可能没有足够的钱租一个空间创作、排练、活动及表演。文艺工作者的焦点，不免落在占地四十公顷、耗费公帑三百多亿的西九文化区，而西九就承诺过会开放给民间艺团使用。问黄英琦会否担心大团容易申请场地、细团则难申请的情况，延续政府场地一直受人诟病的资源分配不公，她指出不同领导者的价值观会趋向不同的结果。

“茹国烈所领导的西九表演艺术部门会与本地不同团体紧密合作，促成如自由野这样的活动。因为他是本地人，明白香港现在这一代年轻人想要什么及想要的氛围”。她指出，反观M+的高级管理层却是一个“八国联军”，“什么国籍的人都有，就是没有香港人”，而外籍管理层与本地艺术家的联系较疏离。一个缺乏本地人参与高层决策的香港博物馆，本地艺术家的作品及市民的声音到底能否让外籍管理层有所共鸣呢？这或许是很多人的疑问。

回顾二十年的过去，黄英琦说他们如今天的年轻人一样生活忙碌，而政府现时没有二十年前宽松，做倡议者更辛苦，但对自己的文化发展，她觉得有义务去建立民间的论述，去讲自己需要的空间及文化发展蓝图。作为一个中年人，一个做过律师、校监、电台节目主持人、专栏作家、不同机构召集人的人，黄英琦说未来还有机会的话，愿意与不同的人一起去商讨及尝试。“今天的政府与民间有一道不信任的鸿沟，比十多年前更严重，要文化艺术界的年轻人做有效的倡议者，必须先为他们装备，例如提升对文化政策的认识，才能缩减政府与民间的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