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思博物馆】政府应否话事？　黄英琦：不公司化难改革

许多人心中，“政府”和“公务员制度”已不知不觉跟“官僚”、“繁琐”、“效率低落”等字挂钩。香港的博物馆原来也曾有过独立于政府的可能；不过早于2010年有关公司化的讨论正式盖棺，博物馆至今依然跟文娱节目、体育场地一样，隶属“康乐及文化事务署”之下。曾撰文倡议博物馆公司化的西九委员、文化工作者黄英琦一直确信，公司化才是香港博物馆的真正出路。“博物馆若没有公司化，根本不可能进行任何改革。”

何谓公司化？

先谈“公司化”（Corporatization）—— 博物馆公司化，即脱离现有康文署架构，另立法定机构，再由按法规成立的单一管理局管理，目的就是令博物馆能更独立灵活的运作。

公司化后，政府依然可向博物馆拨款，但博物馆同时得更积极向外开源。1999年，时任特首董建华“杀局”，康文署取代市政局后，香港舞蹈团、香港话剧团及香港中乐团率先于2001年实行公司化；2002年，文化委员会发表报告建议设立“博物馆管理委员会”；及至2007年，由民政事务局成立的博物馆委员会亦建议政府“将公共博物馆公司化”。报告亦指，博物馆在政府架构下所受的制肘 —— 如宣传及推广时有欠主动积极、受制于政策而难以购入馆藏等等，于是博物馆“公司化”的议题掀起好一阵子的热议，而其时的民政事务局局长何志平表示支持报告内容。但去到2010年，民政事务局正式表示否决公司化建议，终结横跨近20年的公司化讨论。

身为董建华年代的文化委员会委员之一，黄英琦认为香港博物馆一天不能公司化，其他改革根本难以实行。她认为博物馆公司化乃大势所趋：“将博物馆归入公务员体制的做法经已过时，公务员文化始终做事‘惊青’，但博物馆得有勇气有主导权，敢于创新。博物馆在营运上要有灵活性，以聘请更多专业的策展人和顾问。”

她亦指出，英国的Tate Modern本来属于国家部门，但独立后，可更自由去聘请不同人才，令博物馆发展得更好。不只大名鼎鼎的Tate Modern，美国的大都会艺术馆（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日本的东京国立博物馆及京都博物馆等，皆为私立博物馆或由法定机构经营。黄英琦认为公务员体制妨碍博物馆灵活地聘用人才，她认识曾在海外就读博物馆学、有一定工作经验的年轻人，受制于一级级的公务员晋升制度，不得插队，于是无从入行。

“好多人误以为公司化就等如商营化。公司化即是incorporation，即是组织化。公司化并不代表政府从此跷起双手不理，政府一样要资助，只不过大家要倾，也要求博物馆有一定的筹款能力及跟不同与事者合作的能力。”

但当时在博物馆公司化的热议下，博物馆员工大为反对，不但担心架构重整后失去公务员身份，亦忧虑经费庞大的博物馆难以自负盈亏，黄英琦当然不认同：“现在经已公司化的舞蹈团、话剧团、中乐团不也发展得很好吗？现在他们自主营运，一样在外筹集到资金。反观以前他们依附于市政局，没有发展独立个性，运用资源亦有太多局限，想搞大制作并不容易。”

她亦举例，指在当今创新科技当道的年代，科学馆的品牌必定吃香、吸引不少公司合作，相信能够筹集大量资金。但她亦强调，其实康文署辖下的博物馆相当节俭，而且也有不少有心人。“可惜制度绑手绑脚，职员受制于政府部门的采购和公开程序，又怕被投诉，所以博物馆未能即时回应这个时代。”

不难估计，香港艺术馆总馆长谭美儿一直坚决反对艺术馆公司化。“欧美国家的艺术教育很好，博物馆文化已深植社会，所以企业和人们都乐意捐助博物馆。但香港的博物馆倘若独立，真的能找到足够赞助吗？”她又指出，公众捐赠藏品，皆希望博物馆能永久保留；倘若博物馆因营运不佳而需抵押藏品，便很难向公众交代。

也如馆长所愿，自从民政事务局于2010年否决博物馆公司化后，公司化的讨论便已无疾而终，博物馆将继续在官僚制度之下存活，得与其他部门角逐资源。博物馆复修重建，但公司化的讨论早已被搁置，即使博物馆硬件变得多么现代前卫，但博物馆仍能冲破官僚思维，更积极的回应当下的时代、大众的生活吗？

（“再思博物馆”系列十一之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