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白日青春》导演刘国瑞：香港人血液里一直带著飘泊的基因

继2021年上画的《手卷烟》后，《白日青春》是另一部同样由新导演执导，以本地少数族裔为题材的电影。马来西亚导演刘国瑞凭本片于第59届《金马奖》大放异彩，一举拿下最佳新导演及最佳原著剧本奖，担演男主角的黄秋生亦获得最佳男主角殊荣。片名中的“白日”和“青春”分别是两位主角在戏中的名字，来自清朝诗人袁枚的《苔》：“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象征著人对更美好生活环境有种本能的向往，旺盛的生命力令人有不挠意志，能在困境的环境中生存下来。
文：金宝｜图：高先电影有限公司

“莫青春”在戏中另一名称是哈山，由巴基斯坦籍年青演员林诺饰演，角色随家人逃难到港，一家人为了获得合资格移民的身份苦苦挣扎，父亲阿默因为和黄秋生饰演的的士司机陈白日发生冲突而死于车祸，因著内疚，秋生协助这个难民男童，在被警察追捕时潜逃，于是两个年纪相去甚远，关系错综复杂又素未平生的人，就在一个晚上展开了一场奇异的逃亡之旅。

电影虽以本地的难民为题，但导演刘国瑞在当中放进最多的，其实是离乡别井的人，那种飘泊的心情。“在发展《白日青春》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放了很多自己的情感进去。我是马来西亚华侨，住在马来西亚的一个小镇，大部分的年青人都会选择向外闯，会选择去吉隆坡或大城市，很多人会选择去台湾或新加坡，所以我从小到大，流徙、飘泊和离别就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至刘国瑞长大，他选择了来港升学。“来之前对香港零印象，不会广东话，最初的半年，或说是到现在还是有不习惯的地方，因为香港人的想法和节奏很不同。”在这里没有亲戚和朋友，关于移居，最深刻的感受是无助和孤独，都被放进日后的作品里。“那种孤独有时是，比如说不在父母的身边，会对家人牵挂，或是觉得自己没有尽子女的责任。年纪大了，会意识到老人家身体开始不好，那种孤独不安，和远离了家人一定有关系。”这番说话，大约说出了近年不少移民港人的心声。

刘国瑞喜欢看边缘族群，那种“两面不是人”的处境所引发的故事，难民是其中一种边缘族。“在香港，是否符合难民资格要经政府的审核，要获批了难民资格才会转交到联合国的难民处，再申请移居第三国家，但香港获得难民资格的机率很低，少于1%，大部分的人都会被遣返。我认识一个来自埃及的家庭，因受到迫害，一家四口来到香港，在香港已经生活超过十年，在这里再有两名子女出生，他们明明已获得难民资格，但联合国却不受理，令他们无法离开，留在香港亦没有一个合理身份生活。”前无去路，只有漫无目的的等待。“他们没有社会福利，政府的津贴无法养活一家六口；心理上，父亲承受很大的压力，因为当初由他选择带家人来港，他很不安，对未来没有方向，因为不知在等待甚么。”

陈白日这个角色，五、六十年代和妻子由大陆游水偷渡来港，太太途中溺水，只剩陈白日上岸，令他一生郁郁寡欢，亦和儿子关系疏离，曾经梦想过彼岸会是乐土，但没有了家人在身边，还是没有幸福。“人总是向往美好的生活，这是本能反应，好像太阳花会向著太阳，候鸟会迁徙，百多年前人移居到想去的地方生活是很自然的事，但现代社会的框架，人的流动性会被国境限制。我不是在挑战社会制度，但我们要意识到，随著本能，人就是这样不断地迁徙，而很多发生在迁徙家庭身上的悲剧，是因为我们有很多社会框架，令到很多这样不幸的事发生。”

由难民引伸到香港的目前，刘国瑞认为香港人的血液里一直带著飘泊的基因，但在过去数十年，这种基因已进入休眠状况，到近年才再被激活。“有很多人早年由国内逃难到香港，他们的下一代在香港出世，像我这样八十或九十后的一代，不知道飘泊是甚么，他们视这里为家，扎根在这里。我来港时大约是08年，当时香港的向心力和社会气氛都很好，大家会想办法建设香港。在这里生活了十几年，看著我这代的香港人慢慢改变，由非常乐观，视这片土地为永久生活之地，到现在感到失望想离开，愈来愈接近我在马来西亚感受到的一些华人想离开的情绪，这种想去寻找更好生活既意欲，近几年在香港开始浮现，和我在香港生活的心境较接近，或是将这种飘泊的心情放到香港今日的环境去说故事，本地观众能明白更多。”

虽然《白日青春》是刘国瑞的第一部长片，但他很清楚自己想在电影中呈现的效果：“我系一个静态的人，没有很强的表达欲，我只是观察到一些东西，呈现给观众看，让观众在当中找到自己的故事，看一件事应该有很多不同的面向。”因此《白日青春》有一个开放的结局，由异地来的哈山和陈白日，在香港短暂相遇，电影完结于奔向未来那未知的一刻，留下空间让观众解读刘国瑞放了进电影的个人经历，以及作为一个外地人，生活在香港多年后的一些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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