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报社论】 居住正义亟待彰显 　土地问题必须解决

反修例示威持续至今三个多月，各界纷纷对冲突成因作出解读。《香港01》多番指出，香港近年连场政治冲突只是表象，真正原因在于港府一直对深层次结构矛盾视若无睹，对既得利益势力横行听之任之，导致住屋等民生问题迟迟未获解决。在这种情况下，“撤回”修例草案、搭建对话平台等门面工夫只是治标不治本，关键是对症下药。特首林郑月娥应当明白，香港已进入改革的“执行时刻”，她必须在下月《施政报告》中，就住屋这个广受社会关注的问题推出具体措施，让大家看到其政治魄力，是真的“好打得”，而不是浪得虚名。假如她继续蹉跎，管治危机肯定陆续有来。

相信没有人会否认，土地供应不足是香港社会问题的症结——它导致住屋问题极其严峻，连带升学、就业、结婚、退休等人生大计亦受到影响。令人扼腕的是，港府一直无法摆脱源自港英时代的“大市场、小政府”思维，任由地产商主导土地房屋议题，未有认识到为市民提供适切居所是执政者的基本责任。正因政府怠政懒政，最终导致公屋轮候年数屡创新高、楼价不断上涨、“㓥房”处处的荒谬景象。

增加土地供应、保障市民住屋权利，甚至改善整体住屋环境质素，可谓刻不容缓。反修例风暴后，不单《新华社》和港澳办都指出香港要直面盘根错节的深层次结构矛盾，盛传林郑月娥亦不再抗拒引用《收回土地条例》，就连过往反对引用条例收地的建制第一大党民建联，亦登广告支持“收地建屋”。《香港01》欢迎这种转变，但我们还未看到建制派深刻透彻地认识问题，更看不见林郑有足够政治魄力。当然，我们希望自己的感觉是错的。

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帆去年底表示，假设所有觅得的土地能如期推出建屋，未来十年可兴建24.8万个公屋单位，但这个数字远少于《长远房屋策略》订明、未来十年兴建31.5万个公屋单位的目标。而即使上述目标如期达成，大家亦不相信可以完全解决住屋问题，众多基层市民心里明白，他们仍旧“上楼”无期。可惜的是，就算到了今天，政府仍然在少数既得利益者的反对下“和稀泥”，例如仅把粉岭高尔夫球场中的32公顷土地用作建屋，余下140公顷土地丝毫不动。这足以证明政府多么无能、多么无耻。

许多市民自幼接受香港“地少人多”的说法，所以当政府埋怨觅地困难，大家往往寄予同情，慨叹巧妇难为无米炊。但香港真的缺地吗？香港真正的问题并非土地不足，只是土地不在政府手上。例如本港近4,400公顷农地中，逾1,000公顷属四大发展商所有，但这些宝贵资源却一直闲置，甚至荒废。另一方面，港府为“丁屋”预留的“乡村式发展用地”多达900多公顷，同时又有大量“棕地”被用作货柜场、停车场，甚至垃圾处理场，造成浪费。

香港城市大学公共政策学系教授李芝兰引用政府统计处数据推算，假设建屋速度不变，2046年公屋累积申请个案大概为302,400宗，再以占地10公顷、提供约4,000个面积从152到469呎公屋单位的将军澳厚德邨作估算标准，要在2046年前清空公屋轮候册，香港应该复制76条厚德邨，合共只需760公顷土地。显然，政府根本毋须“全数”收回闲置土地，只须收回当中的一部份，便足以解决住屋困局，绝对不存在“缺地”的荒谬说法。

上述数千公顷土地都是农地，不是住宅用地，无法用来建屋，但政府绝对可以用市场价格合法合理地收地，再把这些农地转变为住宅用地。政府必须明白，倘若它继续对住屋困局坐视不理，拒绝透过收地这种更为进取的手法解决问题，那么民生问题只会更严重。难道大家真的愿意看见香港再次发生政治冲突，甚至不仅是汽油弹在街上横飞，而是社会秩序崩溃至出现自杀式炸弹袭击吗？

“官商共治”阻碍发展“尚方宝剑”必须出鞘

土地问题不断累积，肇因在于香港存在一个“官商共治”的庞大既得利益结构，致使我们明明有大量土地可用，政府却因“大市场、小政府”意识形态而怠政懒政，任由地产商囤地自重，坐视深层次结构矛盾不断恶化。即使各界呼吁当局采取行动解决住屋问题，它亦往往以可能侵犯私有产权、引发司法覆核、涉及清拆、搬迁及巨额赔偿等理由，百般搪塞。

港府必须具备撼动既得利益势力的胆识，展现政治手腕，除了即时全面收回粉岭高尔夫球场外，当局还可通过《收回土地条例》这柄“尚方宝剑”，从地产商手中收回农地。值得一提的是，自回归至2017年底，当局曾就154个公共工程项目及市建局项目，引用条例收回私人土地，过程中八次受到司法覆核挑战，皆以政府获胜告终。很明显，政府引用条例收地，根本是十拿九稳。

如果我们信任香港的司法制度，就不要相信司法覆核会拖垮政府；如果我们信任香港法治，就不要担心清拆时会遇到太大抗争。既然警方能够处理“占中”、旺角骚乱、反修例暴力示威，为什么他们不能平息非法无理的“土地抗争”？更何况，收地建屋是香港市民的绝对共识。

香港既拥有无数亿万富豪，同时亦是“㓥房之都”，许多基层市民苦苦轮候都无法“有瓦遮头”。这种“平行时空”揭示港府根本没有承担让民众安居乐业的基本责任。必须强调，从地产商手中收地绝非“仇富”，更不是坊间所讲的“打土豪分田地”，而是通过合理赔偿，收回他们手中的闲置土地。政府必须让市民从高昂的住屋成本中解放出来，这完全合乎公平正义原则。

掌土地发展主导权解决房屋供应问题

取得土地后，政府必须运用土地发展主导权，做好“二次分配”，把土地转化为造福大众的社会资源，从而提升民众生活品质。长期以来，香港有着“置业至上”的传统，购买私楼被视为厘定一个人是否“成功”的指标。在这种思维影响下，许多市民、特别是中产人士穷尽一生精力“供楼”。倘若楼价处于可负担水平，问题未必太大，但残酷的现实是，香港已连续九年成为楼价最难负担的地方，导致市民无法把金钱用在创业，或者追寻个人事业及兴趣上。

相比竞争对手新加坡，香港应该汗颜——新加坡非常重视住屋问题，早就兴建大量廉价组屋，因此，就算私楼房价高企，普罗市民得以摆脱住屋困局。《香港01》认为，港府必须见贤思齐。具体而言，它理应改变置业至上的旧逻辑，逐步过渡至“出租为主、销售为副”的模式。只要政府广建公屋，便可协助市民、特别是年轻人从“供楼”的财政负担中解放出来，为追寻理想、发展事业创造条件。即使年轻人创业失败，起码亦有瓦遮头，避免因怨气累积而演化为政治激进主义，酿成社会冲突。

推动分配结构改革带动产业结构改革

平情而论，增加土地供应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土地确是解决香港问题的关键。香港长期面对的住屋困局，本质上是“分配结构”失衡的问题，它能否得到解决，取决于政府是否有决心去获取土地。只要“分配结构”获得松绑，从而消除住屋这个社会长期面对的主要问题，政府才可作其他结构调整，继而全面化解社会深层次结构矛盾。

土地不只是为了住，亦是经济发展之必须。中国人常说“安居乐业”，要乐业必先安居，安居后下一步便要进行“产业结构”改革。港府不断高谈如何摆脱经济结构单一的弊病，经常把发展创科挂在嘴边，但它的脑袋却没有相应的认知。例如美国科技巨擘Google于2013年放弃在香港设立数据中心的计划，理由正是香港缺乏可供扩展的土地。讽刺的是，政府却愿意为迪士尼乐园、数码港开辟土地，以及为了154项公共工程收地，这又如何解释？因此，土地问题其实是个别政府官员认知不足、能力不足的问题。

一叶知秋，无论是住屋问题，还是建立香港迫切需要的产业政策，归根究柢还是土地，而土地问题的解决又与政府的政治魄力息息相关。由于港府拒绝主导土地议题，拒绝撼动以地产商为代表的既得利益结构，香港才会在“分配结构”和“产业结构”失衡的怪圈中蹉跎。改变始于认识，我们希望林郑月娥在反修例冲突过后痛定思痛，不再把土地议题“外判”，而是肩负执政者应尽之责，让香港重新出发。这样做，她或许还有机会挽救自己的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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