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三十】组织沙田万人上街　岁月沉殿　热血社工柔情抗争

1989年的一个雨夜，台风布伦达吹袭躁动的城市，沙田中央公园蒙上了一层灰色，一群青少年服务社工拿着大声公，在婚姻注册处外空地等待。接着，踩着单车的人来了，他们浑身湿透，一个接一个坐到地上。
五月二十日，北京宣布戒严。一位26岁的沙田社工，认为要立足香港，推动中国民主化，于是投身当年沙田区万人集会，港岛的150万人游行。
激动过后，这个青年社工持续冲撞了好几年，同路人或移民或各有位置，他有一刻醒觉，要走到做工的、被拆迁家园的人群里去。
访问前一天，55岁的孔繁强（Billy Hung）刚从中国内地工作回港，我们自然谈起了《逃犯条例》修订。记忆中30年前的香港，也像访问这天般下着雨。
摄影：高仲明，部分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八号风球的街坊集会

1980年代，Billy 在沙田禾𪨶邨做青少年服务社工，他跟几位同工在沙角邨印海报，踩单车兵分三路到不同屋邨，召集居民到婚姻注册处集会。“大家好㷫，觉得一定要回应。我一路踩单车去贴海报，秦石、乙明、新翠，海报都湿透了。”晚上有二、三百位街坊冒着台风踩单车去集会，注册处门外坐满人，旁边一地单车，外头横风横雨。

“聚了人，做什么好？好即兴，事前完全没规划，只一个大声公。”他和新田围邨社工林秋美拿起大声公，开始闹：“搞错，这个政府……”闹完一轮，街坊开始轮流发言：“有个婶婶说，我们支持学生。”

社工早撒下关心社会的大网

单说1989年，早在五月四日，就有70位沙田区社工发动支持八九民运的联署，其中一名字，便是Billy。这些社工带领着他们中心旗下的青少年加入行动，“关社组”、“民锋社”，统统是关心社会的青年人。

“后来互委会、区议员陆续加入，扩大变为沙支联。”Billy Hung 数着记忆中的名字：“有几个关键人物：沙角邨社工谭阜全联络社工和互委会。陈汉英是沙角邨区议员，也属互委会。区议员程张迎、卫庆祥，还有黄匡忠、刘江华（今民政事务局局长）。”

把时间线再推前到1984年中英签署联合声明之际，沙田社工早撒下一张关心社会的大网。禾𪨶、沙角、隆亨和秦石邨几间中心都有关社组，这些青年人在区议会资助的“沙田青年议会”认识，讨论区议会事务，加上不少人是民间团体“香港政策透视”成员，Billy 上司王惠梅也是一员，“一起推动八八直选、香港政策民主化。”

他们把撒下的网拉回来，是一个又一个关注民主的青少年。“这个班底在1989年的气氛下很快有反应去声援。社工把几个沙田区的青年人连系一起，在发起运动的角色很关键。”

橙园很快变成工厂，我看着乡下变化，贪污、环境破坏，各人用各种手段致富。当年学生叫什么反官倒、反贪腐，我的亲人就是那些倒卖钢材的大户。

改革开放　故乡橙园变工厂

当时距离中共军队镇压学生及平民，尚有七天。当年26岁的Billy 没想到后来，他的人生、香港前途乃至中国前途，将毫不留情地转向。此前他时不时会回佛山，祖母替他在故乡留了一个对着橙园的房间。回乡途上，他窥见改革开放阴暗的一面。

“橙园很快变成工厂，我看着乡下变化，贪污、环境破坏，各人用各种手段致富。当年学生叫什么反官倒、反贪腐，我的亲人就是那些倒卖钢材的大户。”他看着开厂的亲戚聘请200个民工车衣，转头嫌他们懒惰肮脏；他看到民工的饭𩠌没肉，只一碟炒辣椒。Billy 苦笑起来：“有些人觉得自己变有钱人是合理、应该，一来穷了那么久，二来是我叻，掌握到机会。”

“当时很想建立民主、有福利保障的香港，也有种天真想法，觉得中国都改革开放了，香港做到的，在中国也会慢慢出现。”八九民运烽烟一起，他心有戚戚焉。“88直选之前，已有香港回归的气氛，港英政府要搞民主化。我想，既然关心香港民主，不如又关心中国民主。”他说。

那两年几，我的确是很火热，时时刻刻都在想还要做什么。

坚拒移民　“断了自己后路”

Billy 说话温柔，一字一句平稳扎实，彷佛都是经年思考锤炼而成的答案。1989年和1991年之间三年，他并不是这样。六四凌晨镇压当天，他们本来打算通宵开会，看到电视直播北京坦克辗过人群、枪声四起，他整晚无法吐出一句话来。

霎眼间，即将回归的香港被拉扯至巨大的命运漩涡里，每个人都要逼切想及将来。面对人生交叉点，有人走得更前，有人自我噤声，有人举家移民。“我想了反方向。”Billy 当天收到姑姐从加拿大打来的电话，她说：“你去见我的私人律师，他会帮你办移民。”“我不移民。”“阿强，我这么多年没亲人在旁，你来陪我。”

“我很坚决，直情不见，这样断了自己的后路。”当时他立志要立足香港推动中国社会发展，每天想的只是要怎样把六四镇压传扬开去，用力记住这道伤痕。于是全力瞓身，不休息，听讲座、开会、在尖东办“疯狂亚运会”，装扮坦克追人群讽刺北京亚运，办民主营、学习班。“那两年几，我的确是很火热，时时刻刻都在想还要做什么。”

当初身边很多人走，我很责备：‘搞错你班友，最初乜乜乜。’直到他那句，我就醒觉。每个人都面对不同的事，我不应拿着一个标准觉得谁人才算有良知。

同路人　“很多不再在身边了”

1991年，跟他一同筹划婚姻注册处集会的社工，临移民前搁下一句话：“‘在你身边好辛苦。’这是我身为组织者的最大反省——当初身边很多人走，我很责备：‘搞错你班友，最初乜乜乜。’直到他那句，我就醒觉。每个人都面对不同的事，我不应拿着一个标准觉得谁人才算有良知。”

当年一同感受过天安门广场酷热的人，有的因为没信心所以移民，有的不愿再说些什么，“很多不再在身边了。”也有人在生活中实践八九民运所追求的民主，“有些人用不同方式去做，比如培育社工。有些人，游行时还会碰面。”

我180度转变了，想要关心别人的生活，他需要什么？大家如何走在一起去争取？

转投劳工基层权益　走进别人的生活

运动结束，但生活行进，当年参与六四游行的工人回到厂里生产，大围临屋区的街坊面对拆迁搬去大埔、粉岭的安排，“我180度转变了，想要关心别人的生活，他需要什么？大家如何走在一起去争取？”他在街工工作，想要贴近工人，之后回到大围临屋区，跟街坊一同争取合理安置。1993年，他在黑鸟乐队、达明一派等影响下开始写关于基层生活的歌，“觉得够近了，可以说街坊的故事。”

比起八九那几年，“柔软了许多。”比起用资讯，他转以艺术处理六四，他和一班艺术工作者在沙田办文化广场，做木偶剧、放艺术装置，与会者拿起粉笔把想法画满地上。现在他游走中港两地，培训内地社工老师，也教内地工人弹结他，学生现在组了一队“重D音乐队”，唱中国底层工人的歌；在香港，他在深水埗帮忙构思二手回收、社区货币，商量如何实践中大女工合作社，投入组织工作。

五四运动、法国大革命、芝加哥妇女运动，我从不在现场，但为何会觉得重要？那些事帮我讲出了我今天的生活。

六四作记号挂在左耳

Billy 后来在左耳穿耳洞，戴上耳环。六四成了身上一个记号。六四十周年时，他跟朋友组织的乐队《迷你噪音》写了一首名为《记号》的歌，是要整理当年没处理好的情绪，转化为心底最坚实的一块。“十年之后，好多人不在身边，未来会有更多更年青的、八九年未出生的人，他们为何要听我说？我要告诉他们什么？”

历史如是河流，他于是想到我们缺席却永记心中的民主运动。“五四运动、法国大革命、芝加哥妇女运动，我从不在现场，但为何会觉得重要？那些事帮我讲出了我今天的生活。我会叫六四为一个记号，代表今天的愤怒或正争取的事。”

八九民运留下的：重新一起生活

当我们说毋忘六四，说的是什么？谈修订《逃犯条例》的当下，“有人说六四的镇压从没停下来，我认同的。”Billy 说，“对港人来说更切身的是，中国资本比政权更早来到，如大陆最基层的人民都正被中国有钱佬欺压，那我们也有十年、八年在中国资本欺压下，透过买地、高租金、垄断各种银行、通讯等行业，这一点，香港跟中国的一致性愈来愈高。”

你也没想到，人们会找到旧生校友，去联署回应政治吧？平日积累的信任，有奋斗过有理想，遗留着的回忆会帮你重新连系，去回应身边的威胁和压逼。

“我们无法在生活上作主，要不看政权或资本家的脸色。”但在他眼中，压逼下愈趋浮现的不是六四镇压的血腥，而是八九民运的可能。“当年天安门广场不只是一场运动，有人结婚，有市民指挥交通，那里有个空间，我们尝试重新一起去生活；雨伞也一样。”Billy 说：“你也没想到，人们会找到旧生校友，去联署回应政治吧？平日积累的信任，有奋斗过有理想，遗留着的回忆会帮你重新连系，去回应身边的威胁和压逼。”

访问过后，问Billy 选择留下，可曾害怕？他传来讯息：“为了所有人都有合理的、人性的生活，我不是狭义的政治人，不渴慕执政，没权力欲，以民间角度，与基层一起争取合理的生活。如果这样微小的追求也不容于执政者，那只好去狱中休息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