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三十】摩士公园的万人集会　走过30年基层街坊热血变恐惧　

“黄大仙七区近万人昨晚在摩士公园集会，声援北京爱国学生，集会后，人群游行到九龙塘新华分社九龙办事处递交声援信及大批区内居民的签名……”1989年5月27日，《文汇报》报导黄大仙万人参与声援内地民运集会、游行的情况。黄大仙街坊于5月26日集会游行，此前，5月20日北京正式戒严、5月21日港岛有百万人大游行至马场，支联会正式成立；之后两日，跑马地举行民主歌声献中华，又有全球华人民主大游行。黄大仙的一场万人集会，隐匿其中，30年过去，或者无人记得。香港01记者寻访当年曾参与集会的街坊、发起游行的区议员和旧报导，尝试拼凑黄大仙六四集会的历史图画。因为穷过，区内一对基层夫妇，曾因看到内地有改变的希望，变得投入、激昂；也因为穷过，因为恐惧，当年热血的老夫妇，只埋首做善事，淡出政治。摄影：高仲明

当时的集会游行都在港岛，作为地区组织，想在九龙区搞一次游行，好让街坊不用过海亦有机会参与。

万人集会　街坊遍布摩士公园

当年横头磡区民协区议员廖成利记得，集会及游行，由约十位黄大仙区区议员发起，当中包括乐富区王松泉、东头区莫应帆、 牛钻区李玉华和黄大仙上邨及凤凰区林巨成等人。

当时的游行，人龙逾一公里。横头磡居民委员会代表许方正也有份策划集会游行，“当年形式是集会、发言，叫口号，然后游行。当时的集会游行都在港岛，作为地区组织，想在九龙区搞一次游行，好让街坊不用过海亦有机会参与。”

于是，他们拣选黄大仙区中心的摩士公园聚集街坊。当年的公园，没有今天的管理严谨，划清球场用途，布满围栏。76岁的萧先生是横头磡居民服务中心执委，也是黄大仙街坊，他记得当年参与集会的人肩并肩、脚碰脚，遍布整个公园，“你说有一万人，一点不出奇。”

一个穷的国家，如果有能量，好像有个希望，个心好雄壮。

有希望的一刻

在无人足球场上，萧先生的记忆如水洼倒影活现眼前。

骤雨中，没有大台，没有人维持秩序，参与集会的人头带黄巾，写上“支援学运”。《大公报》的旧剪报提到，当时人们手持“反对军事镇压”、“化戾气为祥和”等横额，高呼“风飘飘、雨潇潇，中国人民不折腰”的口号。萧先生记得，当时的人在雨中没有穿雨衣，情绪很高涨，令他感觉到人与人是连在一起，是开心的，“一个穷的国家，如果有能量，好像有个希望，个心好雄壮。”

当时他已经走遍维园、弥敦道集会游行，一听到街坊说黄大仙有集会，二话不说就落楼去。当时家家户户挨著电视收看北京天安门的最新情况，萧太负责在家里照顾仔女，到傍晚时分也落楼去看看集会，结果发现一向内歛的丈夫，正在挂旗帜，现在想起她还是激动地红了眼眶：“他真的这么上心？我想不到他平时怕丑，但当日这么积极。”

意大利批烫的墓碑，凉浸浸，好舒服。一到夏天夜晚，坟场起码有二百人，我相信世界无鬼，洗乜惊，佢惊过你，你系穷鬼！

木屋区穷人　夏天睡在坟墓上

萧先生当年参与集会，原因很简单：穷过。

生于潮洲家庭的他，爷爷是县太爷，爸爸是校长。1940年代，他爸爸带著他逃难至香港，一无所有，当时他五岁。“那个年代需要苦力，他是文人，所以失败。”初时他们住侯王道唐楼，后来付不起租，搬到老虎岩木屋区，“当年我们穷到唔识讲。”他发觉原来穷会教人连鬼也不怕。

木屋区居住环境恶劣，每逢夏天闷热得住不下人。萧先生每晚跟著爸爸走到乐富基督教坟场睡觉，“意大利批烫的墓碑，凉浸浸，好舒服。一到夏天夜晚，坟场起码有二百人，我相信世界无鬼，使乜惊，佢惊过你，你系穷鬼！”

当年大部分黄大仙人是住在徒置区再上楼，好多人内地来港，亲人也多在内地，所以关心中国政治。

当年穷过　内地亲人艰苦　“想国家更好”

当年黄大仙多草根阶层，萧先生左右邻里，不外乎做清洁工、执垃圾、小贩、卖菜，而他自己则是个木匠。如果把时间推前至1979年及1981年，老一辈黄大仙人都记得马坑仔大火，马仔坑村、狮子山下村、仁爱村及仁义村四村化为乌有，5,200多名村民无家可归，后来并引伸安置问题。

在内地穷过，在香港穷过，他们纯粹渴望能够生活。他们在1970年代一个个担挑擡上内地，眼见亲人生活艰难，“当年有个希望，想国家更好，希望人民丰衣足食。”不只是萧先生，当时的黄大仙区议员廖成利也说：“当年大部分黄大仙人是住在徒置区再上楼，好多人内地来港，亲人也多在内地，所以关心中国政治。”

好深印象，老窦有几可喊？

游行情绪的高涨　直至镇压来临

根据《文汇报》报道，群众随著集会完结，由凤舞街出口出发，先沿著东头村道、联合道，吸引屋邨街坊参与游行，再经窝打老道走到九龙塘约道新华分社九龙办事处递信。报导提到，当时不少人沿途加入游行。当时他们的第一点诉求，是立即撤销军队武力镇压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

过了几天，六月四日凌晨，萧太太在电视看著北京现况直播——有人在坦克车前面，学生推著伤者奔跑。“我喊啊，男人都喊：点解会咁㗎？”他们的女儿当年只有十岁，还记得萧先生看著新闻流眼泪：“好深印象，老窦有几可喊？”

萧太太又说：“有街坊觉得，咁傻仔，快点走啦，你点够佢嚟？”萧先生补充：“当时有些人觉得他们搞搞震，抵死……”镇压前一起围著电视，曾经为中国政府行为而愤怒的街坊，开始有不同看法。

从民协足迹看70、80年代香港

不论屯门、深水埗或黄大仙区六四集会的发起，当中都能窥见民协成员的足迹。这个在1986年成立、由十多个团体组成的参政团体，以民生关注组形式介入社区。创党成兼当时黄大仙区区议员员许锦成，就曾经在2017年的一次讲座中，提到当年组织居民的视野：“当时大家有一个信念，就是认为社区是一个推动居民参与和教育的地方，甚至是推动民主信念的平台。”

当时在社区推动民主信念的起源，是组织居民改善生活。“假如你晚上去探访大坑东的社区，你会见到父母兄弟守在浴室门口，以防止别人偷窥，原因厕所、浴室的门是破烂的……”社会学家、教育大学副校长吕大乐在同一个讲座提到，香港1970、1980年代的城市发展，经历了很大的转变，由麦理浩年代通过兴建公屋，随后推动新市镇的过程，每天都有社会矛盾爆发。“当时的社会就是充斥住大量的搬迁徒置、旧区重建的事件，因而你会看到七、八十年代出现大量的居民参与，背后是社工支援的居民组织出来的。”

这种社会环境，令1980年代中期至后期成为香港居民组织参政的黄金时期。但至1990年代，许锦成提到地区少了社区争议，建制派慢慢学习了组织工作，政策也逐渐改善和落实。吕大乐也提到，1980年代、1990年代初期的香港，“对一般草根社区而言，是一段颇为风光的时光……所以当时就算在公屋内讲草根的议题，到底有没有人理你呢？”他没有答案。地区参政形势，慢慢转变。

“惊得失人，不敢再参与”

萧先生曾经是横头磡居民服务中心执委，也曾为民协助选，但当年他有感左派势力愈来愈大，看著当年一些民主派人陆续转軚，参与集会的朋友老死的老死、消失的消失，各种因素使然，他选择淡出政治。

六四是其中一个因素。“我在内地出世，当然有情感。哪个人民不爱自己的国家，国家兴旺，匹夫有责。那国家离弃你，或不喜欢你，我就收皮。”萧先生坦白自己的恐惧。“惊得失人，不想冲撞，不敢再参与。牵涉政治的，我不做了。”70多岁人，不是了无牵挂的岁数？“你始终有仔女。”

我们只是讲出当年所见所知，真有发生过的事。

八九六四已过去30年。老实说，两个老人对集会的记忆有限，但失势、恐惧的感觉，从没消失。问道回归后，会否担心香港状况？有年轻一代担心逃犯条例修订，又怎样看？“我觉得香港状况不好，所以更加收声。”

这几年，他很少再参与集会游行。他后来投入做社区事务，做善事、做善举，远离具政治色彩的争议。少时做木匠，师母教他待人善良，“那时不时有乞衣到家私店，我学师嘛，师母就会叫我煮多两唛米。她教晓我人不怕穷，最重要不要歪心肠。”他说：“师母的方法是对的，你布施是不怕的。”

记者曾经寻访当年其中一个发起游行的黄大仙区议员，他说自己忘记集会情况了。为什么两夫妇还会受访？萧太太这样说：“我们只是讲出当年所见所知，真有发生过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