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厌恶设施4】香港人恐惧精神病 前讲师：三十年嚟香港冇变过
80年代新翠精神病康复者宿舍被反对、93年恒健中心被丽港城居民反对，到今天的精神健康综合社区中心（ICCMW）落户美林被反对，前城市大学专上学院社会科学部高级讲师莫庆联说：“从80年代开始，香港的本质没有变过，政府亦没有汲取教训。”
当咨询方法有问题，居民自觉不被重视，社福需要便成为箭靶，遭受恐惧和厌恶。当我们说居民不认识精神病时，政府又有没有在地区建立互信关系，订立长远的精神健康政策教育公众？
摄影：欧嘉乐、高仲明、朱润富、李慧筠
（此为被厌恶设施专题报导四之四）
恐惧从何而来？媒体、议员有份塑造“癫人”印象
理大康复治疗科学系系主任曾永康在2003年调查访问了1,007名16岁以上人士，当中47%人认为精神病患者易怒，39%人认为他们反复无常，而29%人认为“无论在任何情况下精神病患者都具有危险性”。
逸东禄逸楼互委会主席姚太说，不少反对街坊都会提到1982年元洲街邨安安幼稚园斩人案。于居民来说，恐惧如此真确，非一句歧视就能概括和化解。暴力与精神病之间的联想从何而来？八年前，媒体《新报》以“小心，癫人出没”大字标题，画上手持染血菜刀男子，讲述精神科新症每年突破三万宗。前年，立法会议员蒋丽芸指精神病医生“坐系度听得太多精神病人讲嘢，自己都黐线埋”。去年，立法会议员容海恩指被判住入院令的精神病患者，“大部份都系有暴力倾向”。
早有研究指出，精神病与暴力并无直接关联。美国心理学会在2014年公布研究结果，他们调查了143位分别患思觉失调症、忧郁症跟躁郁症约15年的罪犯，分析他们犯下的429起罪行。调查最终发现只有7.5％罪行与其精神疾病直接相关，研究亦发现部分人因贫穷、失业、无家可归等原因再犯案。
带领这项研究的博士生Jillian Peterson解释：“我们往往透过新闻头条得知精神病患犯罪，致使这些事件一直深植人们脑中。但绝大部分的精神病患者其实并不暴力和危险。”
不愿理解或源于生活压力
社工Amy在ICCMW工作约一年，她多年前因做义工接触精神病患。当时她服务的对象，部分因毒品破坏脑神经而患精神疾病。“初初想他们会不会似电影角色般危险凶残？出状况要如何求助？”最后一个30几岁男人却推翻她的想像，他安抚其他情绪不稳的宿友，又写诗给义工致谢。她说：“我相信恐惧是源自未知，太多幻想和极端想像是保护自己的机制。”
Amy时不时撰文分享自己的日常工作点滴，对她而言，与精神病患及康复者相处起来自然不过。但大围美槐楼居民对于ICCMW落户的反弹，她觉得可以理解。“或者因为没人向他们解释，做教育、做足咨询，令他们明白无中心、无支援，才是真正炸弹。”她说：“在香港，矛盾亦源于压力。生活空间已经很细，好多嘢烦，再加多样他抗拒的事，便很反感。”
只在公屋落户？平机会：发展商应承担社福设施
访问推出后，有读者质疑为何ICCMW只在基层屋邨落户？社福用地不足确是精神健康服务落户难之一，平机会报告形容社福用地僧多粥少，而市区重建及私人发展商较少承担社福设施。“尤其是精神健康设施的要求。”报告认为，地产发展商除了起屋谋利，亦应服务公众。
丽晶居民反对爱滋病中心：“病毒传播会死人”
1995年，政府在九龙湾丽晶花园旁拟建综合治疗中心，居民得知服务包括治疗爱滋病患者和病毒感染者后，收集了12,000个签名，要求重新选址，期间搭建木棚，阻止施工引发警方拘捕，更成立“丽晶居民九龙湾诊所关注组”向申诉专员投诉。
专员在1996年发表报告，批评政府没有体现公众咨询的真正精神。报告认为，政府并未设立渠道让居民接收资讯和表达意见，更有评论指出，即使居民打电话去政府部门，就只得到“改址将延误工程”的官僚答案。当时政府咨询方式只是向区议会的“社会服务委员会”解释扩充服务范围，却没提出确实地点。
三年后，卫生署才成立“九龙湾健康中心及护养院社区联络小组”，但当时居民与中心嫌隙已深，在1999年中心启用时，居民在花园挂起“病毒传播会死人”等横额抗议，甚至有人骚扰诊所职员，说他们“喺度返工咁折堕”。
有多年社区工作经验的莫庆联认为这种咨询方法并不能真正做到基层咨询，当居民自觉被政府忽略，就算知道服务本意，也会以反对表达愤怒。他觉得政府不应把落户责任全推在社署福利专员及精神健康服务机构身上，“他们未必有政治触觉，但偏偏这件事是很需要政治技巧的——如何面对冲突、群众想法，带出讯息，吸纳意见又能慢慢扭转局势？”他认为民政事务署应协助制定落户策略。
资深社会工作者：社区教育少，政府社工埋头也徒然
莫庆联提到，还有群育学校、特殊学校等等有关人的服务也容易引起“邻避症候群”（Not In My Back Yard，NIMBY，意为“不要在我家后院”，是一个形容新发展计划受到邻近地区居民反对的贬义词语）。“从80年代开始，香港本质没有变过，一再重复。”这是对政府和努力推动共融的社工界的一个警惕，他说，“宏观环境不变，埋头苦干是徒然的，90年代已揭示政府做社区教育的拨款不足。”
“恐惧具传染性，很容易扩散。”他说。“你不针对性做教育便去咨询，当然十个有九个反对。就算有教育，人们也可能受当时新闻所影响，于利益受损时出声反对。但是不是所有人如此？人亦能慢慢学习包容，将心比己。”他建议政府更早做社区教育，为共融注入强心针：“由地区工作者、区议员等去持续建立关系，影响他能影响的人，把局势慢慢扭转。”
认识精神病从学校、职场、传媒做起
虽然劳福局自1995年起每年举办“精神健康月”活动，但关注团体“香港精神健康议会”批评活动未能有效消除误解，并指教育局未在小、中学课程加入精神健康单元。
相比香港的头痛医头，英国、澳大利亚政府有不同政策针对改善中、小学生的社交及情绪技巧，支援学校及早介入。就一些渲染精神病暴力的报导，英国甚至设立传媒警报制度，鼓励人们向记者及节目制作者作出回应。两国和新加坡亦有于职场举办工作坊和讲座。
香港精神健康议会认为，政府只著重“医疗”，但“医疗及康复范畴以外的政策、法例都有可能影响精神健康。”不论劳工、土地、福利、住屋、就业等政策都会影响精神病患者与社区融合。
不要到落户前一刻才落区倾
我们只看到美林邨争拗落户一刻的冲突，倘若将时间线拉前，政府是否有更多事可以预先准备？新加坡十年前实行“国家精神健康蓝图”，以推广教育、与社区伙伴如学校及非政府机构等建立网络，培育医护及发展研究为主要工作。
香港精神健康议会亦有建议政府参考新西兰等国家，与持份者如政府官员、立法会议员、医疗及社福代表、康复者、家属及学者等共同制订长远的精神健康政策，设立“精神健康公署”。政府终于去年12月成立“精神健康咨询委员会”，委任前律政司司长黄仁龙为主席，将推广健康普查、以“医、社、教”计划介入校园隐闭个案等。
常说香港是不快乐的城市，连男士侍产假都要被抹杀的今天，香港人每天纠缠于房屋、照顾家人、假期和工时等，剩下的肉身只用药治疗，精神是不是就会忽然变得健康？
政府所做的《香港精神健康调查 2010-2013》结果反映 ，年龄介乎16岁至75岁的人口当中，大约每7人便有1人患上焦虑症、抑郁症或其他情绪病。2015至2016年度共有228,700人前往精神科求医， 较2011至2012年度增幅22%。政府拿著ICCMW去询问居民赞成与否同时，是不是更应向市民拿出城市精神健康的愿景蓝图，深入解释如何教育、如何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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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厌恶设施2】精神中心落户拗足五年 区议员：唔反对咪帮紧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