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水围2.0．三】托儿中心不足　基层妈妈崩溃曾想与子女一镬熟

母亲站在窗边，眼神涣散地游离在屋外，背后伴随着婴儿的哭闹及女儿的叫声。当下的哭叫声淹没了她的理智，继而想将婴儿及女儿往外一丢，结束一切——这跟2007年天水围发生的家庭惨剧前期情节相近，也是阿霞的亲身经历。撰文：柯咏敏　摄影：郑子峰

【天水围2.0．二】90后师奶窒息人生 400呎窝居一家七口困兽斗

天水围自2000年起发生连串家庭惨剧，政府于10多年间于区内兴建休憩设施，增加社福服务，“悲情”色彩恍似得以粉刷，但能否针对当区需要呢？“照顾一个大、一个细，全天候24小时都要工作。我只想有一两小时喘气、休息的时间。”阿霞的申诉寻常得如每个全职家庭妇女的心声，但她们的苦处一直不被正视，长期累积下，酿成难以收拾的悲剧。

阿霞每星期都期盼着星期三的到来，因为这天她可以到楼下参加由民间组织举办的音乐课，学习唱歌技巧及乐理，好让她学习写歌。约40岁的阿霞常把长发拨至左肩，说话温文有礼，脸上总是挂着微笑。她说，现在生活离不开音乐，无论冲凉、切菜都会哼着歌，有时会尽快做妥家务，空下时间来作曲写词。“相夫教子不是我梦想，天天被琐事追逐活着的一天”—《女皇》。阿霞还写刘晓波、写朋友的婚姻，也写自己从低谷走过的故事—五年前，阿霞因照顾小孩的精神压力过大而患上抑郁症，多次想过杀掉一对子女继而自杀。

旁人难以明白为人父母怎能忍心伤害儿女，但阿霞明白家庭惨剧非朝夕形成，而是由一点接一点的不幸串连而成。她的不幸，可由上水搬进天水围说起。2013年，阿霞跟丈夫及八岁的女儿搬进天晴邨后怀上了儿子。她说，得悉怀有第二胎时，曾到家计会排期流产。“当年大女儿出生后情绪很差，加上预计到第二个所花的钱更多，就打算唔要；但家计会排的日期过了可以做流产手术的阶段，最后就没有做了。”儿子留了下来，但幸运的日子没有随之而来。“大女儿在上水有申请‘社区保姆’，但来到天水围就要等好耐，找不到人照顾细仔，所以，我最后要辞工全职凑仔。”

紧急托儿一两日 需轮候一星期“社区保姆”是社署拨款资助的“邻里支援幼儿照顾计划”辖下的服务，全港只得16间非牟利机构营运，元朗区仅得天水围妇女联合会提供服务。“社区保姆”由受训的义工组成，可托管初生至九岁以下的幼童于义工家中，收费每小时18元。阿霞忆起，在上水申请“社区保姆”服务时，甚少需要轮候。那时，她从事珠宝销售的兼职工作，“社区保姆”则每天接送女儿放学，直至她放工回家。

搬进天水围后，阿霞发现这里的“社区保姆”资源甚少，难以申请。“紧急想托一两日，要等成个星期，如果长期托管，则要等两三个月。”当时丈夫即将转工，阿霞希望不用辞工以继续维持家计，但长久的等待教她心急如焚。“我都有排妇联的‘中心托管小组’，但都没有位，（小组）名额都不多过十个。”

在天水围申请“社区保姆”前，阿霞曾尝试寻找区内由政府资助的育婴服务。“当时我仲未生，就打电话去排，但对方跟我说不用排，因为一定没有位。”阿霞苦笑说。据社会福利署资料，天水围仅有一间幼儿中心提供0至2岁的幼儿日托服务，名额只得64个。阿霞难以从政府及非牟利团体得到援助，加上家人居于内地无法前来支援，她唯有放弃工作，独力照顾两个子女。

政府及社福机构的援助网承载不了阿霞的需要，令她陷入另一个困境—饱受照顾儿女的精神折磨。阿霞说，年轻时想过当单身贵族，享受独个儿到不同城市打工。然而，家庭生活把她困在笼子里，跟自由世界隔绝。她左手从高处滑下来说：“生大女后情绪跌到落谷底，细仔出世后更跌无可跌。”她顿了一顿，笑着摇头说：“细仔出世后那两年，是我人生中最难过的日子。我都不知怎样挨过来。”

凑仔情绪推向临界点曾动轻生念头

纵然阿霞早有第一胎的经验，但大女儿于内地出生，三岁前大多由妈妈照顾；如今要独自面对儿子，令她的压力倍增。她忆起，儿子每隔两小时就开始哭叫。即便是凌晨，阿霞也要爬起来哺乳。整晚身躯徘徊在半睡半醒之间，但早上的闹钟一响，她的眼皮还未撑起，就要催促女儿吃早餐上学。阿霞接着利用女儿上学的时间买菜做家务，其间还要照顾不断哭喊的儿子，毫无休息时间。“返工都有得放工，但凑仔真系24小时都要开工，真系人都癫。”阿霞语气急速地说。

儿子出生两年以来，阿霞每天犹如活在永无休止的车轮战之中—安抚完儿子吃奶后，转个身子就要督促女儿做功课，二人更会因争玩具而不停叫喊，这种种逐渐将阿霞的情绪推向临界点。“有次在厨房切菜，他们在外面不断嘈，我就不知不觉愈切愈大力，一路劈一路劈。我回个神来，就立刻将把刀抛低。”旁人看见虐儿新闻多会严厉斥责父母，阿霞却别有体会。“我好明白点解有些妈妈会伤害小朋友。当你要独自面对的时候，会觉得没有出路。”又一次，阿霞站在窗边望着远方，理智被家里的嘈杂偷走，突然想了结眼前的纷乱，“那一刻想将对仔女掉出街，真是刹那的念头，幸好当时醒一醒，我就跟自己说‘唔得，要离开窗边’。”她形容，那刻的感觉就像胸口积压着一大股闷气，不知可以往哪里释放——跳下去，仿佛是唯一的解脱。

阿霞的精神及情绪逐渐破碎，丈夫看在眼内，却没有施予援手，反而时常连声埋怨，令她觉得自身的努力没人认同。丈夫的脾气火爆，看见家里不顺意的事情先是埋怨，后来才会协助。“他放工回来看到屋企很乱，会先怨你点解唔执，骂完一大轮先会帮手。但当你要睇住对仔女，又听到这些说话，就会想咩都唔理，走咗去。”

然而，阿霞在天水围没有朋友，又能往何处逃呢？当下她终于致电给居于河南的妈妈，请她来香港帮忙。“我觉得自己真的撑不住了，妈妈断断续续帮了一年。她来了之后，起码能够有属于自己的时间。即使只有一两个小时透透气，已经好足够。”

逃家两小时 在活动中重生

家庭主妇将时间全都投放在家人身上，自身的生活与家庭早已难以分割；但于阿霞而言，两小时的逃脱，足以让她重拾破碎一地的情绪。2014年，阿霞看到居所楼下的民间团体组织妇女讨论天水围的妇女权益及托儿服务问题，她希望分享自身的经历，就加入小组。聚会每两星期一次，每次两小时。十多个妇女聚在一起，左一句讨论现存服务不足，右一句数数老公不是——议题严肃，但气氛轻松。

阿霞竖起三只手指说：“有三样嘢拯救了我，一是妈妈，二是音乐，三就是这个小组。”阿霞初时抱着暂时逃离家庭的心态参与小组，过程中认识到不少朋友，更找到自我的价值。“以前在意物质，常常想‘几时买到楼’，但现在的重心就放在社区或妇女权益议题上，关于物质的事情都看淡了。”

阿霞的眼光，由数百呎的屋子扩阔至整个社区；她的生活除了买菜凑仔外，也会参与游行以及跟议员见面。去年，小组争取到低收入家庭津贴增设照顾者津贴，令她们甚有满足感。“觉得真是帮到自己帮到人，但同时也认为，照顾者不应该以收入划分。为何基层的照顾者才能申请津贴呢？当初，我是因为没有托儿服务的支援才被迫放弃工作，成为低收入家庭的一群。”阿霞多次强调，跟留在家中照顾孩子相比，她更喜欢上班。自儿子达入学年龄后， 她就找了一份兼职来帮补家计。

吁调整政策 正视托儿需要

回到故事原点，阿霞的问题源自社区缺乏托儿服务，继而家庭生计、精神压力，以致夫妻关系犹如骨牌般重重倒下。本港的托儿服务一直为社会所诟病，为何天水围的问题特别严重？天水围社区发展网络总干事钟婉仪称，现时政府过度依赖输入外佣解决托儿服务短缺的问题，但天水围北的公屋过于密集，基层家庭较集中，很多育有幼儿的家庭难以负担聘请外佣的费用。根据2016年中期人口统计，位于天水围北的六个选区的家庭每月收入中位数约12,000至15,000元，而现时请外佣的规定最低工资为每月4,410元，即占了收入约三分之一。

除了政府没有正视基层家庭的托儿需要，非牟利机构也缺乏诱因去提供服务。钟婉仪续说，现时天水围“社区保姆”的服务仅由单一非牟利机构负责，源于托儿服务是“做一个蚀一个”，政府必须认真检视现有政策并投放资源。“因为现时‘社区保姆’是义工，不是工作。（机构）没有完善的训练系统，加上义工没有太多commitment （承担），有机会每次都会是不同义工，对幼儿的成长会有影响。”

非牟利机构缺乏诱因提供服务，也不能过度依赖外佣，于区内增设育婴院似是唯一的出路。可是，天水围的土地供应有限，只余两块可作GIC用途的土地，这是否意味着托儿问题难以根治？钟婉仪觉得社区本有资源应付需求，关键在于政府能否调整政策配合。她提到，香港可效法外国的做法，把住宅用房改为家庭式托儿中心。“因为公屋不能作商业用途，但面对托儿需求日增，政府是否要回应社会的需求，设计一些可行的办法，例如调整公屋政策，限制每次托儿的人数；而并非单单依赖外佣就了事！”

上文节录于第120期《香港01》周报（2018年7月16日）《资源错配：从社区设施到社福支援　后悲情城市暗流涌动》专题中的〈托儿服务不足　基层妈妈情绪爆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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