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水围2.0．一】建三个泳池欠社福支援　资源错配或酿新悲剧

提起天水围，人们习惯联想到“悲情城市”。不过，传媒近年已减少以“悲情城市”形容天水围，而且，随着时间推移，这个新市镇也以环境整洁、空间寛阔而吸引不少来自市区的人，这是否意味着政府投放的资源及措施行之有效，满足了居民所需？天水围属于第三代新市镇，本来应汲取以往发展的弊端，加以改善，但历史告诉我们，表面光鲜的天水围不但没有承接首两代新市镇的好处，更成为政府规划的“白老鼠”，导致公私营房屋失衡、欠缺街道生活、私人机构垄断等等，以致居民的生活成本高昂，而公屋比例过高的北部基层家庭埋藏着的炸弹也可能随时引爆……撰文：柯咏敏

影子长策会成员龙子维曾撰文指，第三代新市镇因本地产业转型，无法硬套1960年代自给自足的发展方式，反而形成一个个离市区甚远的孤岛，增加居民的出行时间，间接影响生活质素。2000年以来，天水围发生一连串家庭惨剧，政府自此不断于区内增加休憩设施及社福服务资源。今年，立法会财务委员会也先后批出拨款，于天水围北面兴建游泳池及文物修复保存中心。两者虽然都是利民设施，但是否市民最急切需要？

地区人士认为，这是局方“见血撒溪钱”或“头痛医头”的缓兵之计，没有正视民生需要。今日，天水围的规划来到终局，区内可用作兴建“政府、机构或社区”设施的土地寥寥无几。当多年来的主流论述认为，规划失败是天水围“惨剧”不断的主因，政府是否依然一意孤行，无视恶果循环？

根据拓展署1998 / 1999年度的《天水围 /  元朗发展计划》所述，早于1998年政府已计划于天水围北兴建泳池。新泳池占地约23,000多平方米，除了附有四个泳池，毗邻天秀墟旁空地及宏逸广场均会发展成园景休息区及车路；但是20年过去，原为泳池的地方现已发展成社区园圃，多年来从未动工。

天水围民生关注平台成员巫启航及唐健丰解释，泳池拖延至今的主因，除了因为政府没有做足全盘规划之外，香港政治及经济发展均有影响。唐健丰称：“当年泳池是区域市政局的工程，（1999年）‘杀局’后，社区设施需重新经立法会审议；加上金融风暴令政府陷入财赤，所有项目都要重新依照急切性处理。”计划自1998年推出后，工程建议延至2006年才于区议会通过，两年后才作公众咨询。然而，工程于十年间作四次修订，每次均需时研究审批。直至今年1月，康文署终于向城规会申请于天水围北107区兴建游泳池。

综观元朗区游泳池使用情况，新建的泳池确实能纾解日渐提升的使用率。元朗区现时有三个公众游泳池，包括元朗游泳池、屏山天水围游泳池及天水围游泳池。于2016年，三个泳池的总入场人数高达一百万，比2014年增加约一成。面对元朗及天水围的人口不断膨胀，但元朗的综合泳馆数量已超出《香港规划标准与准则》的建议，而同属元朗区的洪水桥新发展区则不会兴建新泳池，换言之，将来三区居民的游泳需要显然侧重于曾被喻为“睡房城市”的天水围。

根据该规划准则，每 287 ,000人需拥有一个游泳池场馆以及每区一个戏水池。以元朗区而言，若新泳池落成当然能满足标准，但以天水围约30万的人口将有三座泳池，足以反映地区资源分配不均。巫启航说： “1990年代的建议来到2018年，是否仍切合街坊的迫切需要呢？游泳池重要，但不少街坊都反映更希望有街市；而政府的规划概念仍然在元朗区填满社区设施，导致天水围的街坊要到洪水桥买𩠌，洪水桥的居民要到天水围游水。”

巫启航强调，泳池跟街市都是利民设施，两者本不冲突。但天水围可用作兴建“政府、机构或社区”设施的土地（简称“GIC用地”）已寥寥无几，每块土地均弥足珍贵。“天水围北未有用途的GIC用地，只剩湿地公园旁的一小块地，以及现作巴士车厂的空地。”唐健丰说。GIC用地欠奉，区内的民生设施欠周全，两万多平方米的用地仅用于兴建游泳池，二人均觉得甚为奢侈，并建议当局考虑以兴建综合大楼取代原有方案。“现在经常讲‘一地多用’，但游泳池就正正反其道而行。”

利民设施考虑欠周全

游泳池方案自1998年出台以来，共咨询过八次区议会及民政事务委员会，在民间亦引起团体及居民的讨论声音；但于今年5月通过拨款的天水围文物修复保存中心在居民毫不知情下拍板兴建。“当中只有一次咨询过区议会，街坊既不知道109区的位置，也不知道要兴建文物修复保存中心。”唐健丰说。

天水围109区位于湿地公园附近，毗邻私人屋苑慧景轩及公屋天晴邨。天晴邨于2008年落成初期，邨内只有单层商场，店舖不足十间；2016年因附近兴建酒店才设有商场。街坊生活成本高昂，政府本可利用GIC用地兴建便利居民的设施，康文署却将占地约5,000平方米的文物修复保存中心落户于该区，用作储存文物藏品及展览，与居民的生活完全割裂。唐健丰曾去信康文署查问中心的选址准则，却得不到答复。“政府要找地方做中央储存中心，为何选天水围？将来车流量没有数据，也没有评估缺少GIC用地对我们的影响，根本再次违背一地多用原则。”唐健丰说。

现时，天水围的土地有34%用作住宅用途，休憩用地及GIC用地分别是10.5%及6.9%，人均GIC用地面积不足一平方米。随着私人住宅及公屋陆续落成，民生及社福设施的需求将日渐增加，加上欠缺GIC用地，巫启航认为是政府“头痛医头”的规划概念所致。“当时有些GIC用地改划成休憩用地，如嘉湖山庄丽湖居附近的一幅地，原意是兴建社区中心，但政府错估使用量，最后改划成休憩用地。社区的休憩用地只会多不会少，虽然再次改划的门槛不算高，但不会这样做。”

天水围的城市规划一直遭人诟病，特别是天水围北共有八个公共屋邨，低收入家庭及需要支援的人士过度集中，导致各种民生、社会问题陆续引爆。2004年4月11日天水围天恒邨发生一家四口灭门惨案后，社会福利署于同年发布的《天水围家庭服务检讨小组报告》中，提出多达25项建议，更随即增设了三间家庭综合服务中心；2007年再次发生母杀两子女再自尽的家庭惨剧时，时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张建宗落区与居民见面，并承诺增加天水围的服务，包括聘请11名心理学家、增加一间安老院舍及一间青少年服务中心等。当时，钟婉仪于席间将一堆硬币掷在地上，讽刺政府所推出的措施有如“洒碎银”，对居民是一种侮辱。

建立邻舍网络更重要

钟婉仪解释，当年的“悲情”源于停售居屋，天恒邨、俊宏轩、天逸邨改为公屋用途外，天恩邨亦由中转屋变身公屋，所以大量经历过破产、有社区需要的人士集中在北面。“那时候上楼的一群都是带着伤痕进来，但天水围北当时的社区设施不足，街坊对社福系统又不熟悉，逐渐形成悲剧。”随着政府及社福机构于区内陆续增加设施及服务，天水围北的情况近年似乎有所改善。但钟婉仪并不认同：“‘悲情’的色彩恍似转淡，但区内仍潜藏着不少‘炸弹’—在区内摆街站的时候，发现不少个案都是一个公屋单位住了四个核心家庭，一屋12人。因为租楼贵，子女都搬回父母的公屋居住，以致婆媳关系紧张，家庭纠纷就容易发生。家庭妇女所承受的压力很大，随时爆煲，一爆就掉个仔落街，然后自己跳落去。”

与增建游泳池或文物修复保存中心相比，钟婉仪认为天水围北更需要家庭、妇女支援及托儿服务。根据社会福利署资料，现时北面有27个社福单位，当中10个提供复康及医疗社会服务，所占的比例最多，其次则是青少年服务，而综合家庭服务中心只得两个；托儿服务方面，天水围仅得一所育儿院提供托管0至2岁的幼儿服务。综观社署提供的服务，并没有特别针对妇女而设。钟婉仪解释：“妇女在社会上是辅助角色，即是‘包晒底’。社署有复康、老人中心，全都是以被照顾的人做单位，但就没有照顾者中心，没有相应资源帮手。”

增加社福资源意味需要更多空间，但巫启航直言：“天水围的规划来到了终局，可用的土地已经不多。”除了活用土地，钟婉仪认为，政府需要重视邻舍网络，活用互委会，让街坊自行组织。“互委会有地方，有心组织的更可以接触到平时不会外出的老人家和妇女。当这个网结得好，让有事的街坊觉得不会一人去面对，也可以减省政府的资源，但是要长远规划才能把网结实，建立街坊之间的抗疫力。”

上文节录于第120期《香港01》周报（2018年7月16日）《资源错配：从社区设施到社福支援　后悲情城市暗流涌动》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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