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蔽青年】人数以万计如何支援最实际? 日系隐青的启示

撰文: 01撑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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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蔽青年(日语:引き笼もり,英语:Hikikomori)一词最早由日本引入,日本精神科医生斋籐环首先研究这个课题。据称在日本,隐青人数有近百万。隐蔽青年对香港人来说一点也不陌生,大众普遍认为隐青就是“宅”在家里,因隐青甚少为社会带来“可见”的负面影响,他们往往不太受人关注。我们较多看到关于隐青的新闻报道是,自杀个案或家长疏忽照顾儿童等,大众对隐青支援服务的了解十分有限。
撰文:李汶浩(香港理工大学康复治疗科学系博士后研究员)、黄蔚澄(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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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香港出生人口减少及人口老龄化,隐青问题进一步削弱香港劳动人口。隐青多依赖家庭、孤独无力、与社会脱节,长远为香港带来一定程度的社会负担。虽然政府没有为专门的隐青服务提供经常性资助,社会上仍有一些慈善基金愿意提供一次性的资助,令这些硕果仅存的隐青服务得以维持。香港缺乏隐青服务,难以为隐青提供足够支援,那么日本又是如何应对隐青问题呢?笔者今年三月有机会到日本秋田县探访当地隐青服务工作及相关政府部门,从中取经,探讨香港未来隐青服务的发展方向。

秋田县隐青占人口约2%,比例与香港相若。(网上图片)

隐青服务的社会工作元素

一个表演太鼓的隐青对观众说:“这首乐曲表达一只飞马,因为受伤而飞不起,但最终仍能一飞冲天。我觉得那只飞马很代表我。”除了日常心理治疗外,隐青亦要参加不同活动,如跑步接力赛、集体练习、太鼓竞赛等,让他们学懂团队合作,为人付出。经过一番努力,当中包含了不少汗水及泪水,隐青克服自身的心理障碍,参与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过往隐青没有存在感,跌入人生谷底。现在感受到自己的存在价值,而且发现原来生活可以很精彩,变得更愿意体验人生。

“自在馆”的治疗团队着重的是同行,与隐青一起经历整个治疗过程。过往笔者曾进行文献回顾,发现在日本、韩国及其他欧美国家,隐蔽青年属一个新兴精神病学课题,然而香港学者多从社会工作角度探讨隐青现象。今次到访日本,却让笔者看到当地隐青服务所包含的社会工作元素。

秋田县三种町的心理治疗诊所“自在馆”是我们参观的第一站,副馆长强调:“只用药物而不看个人需要,就见不到隐青的成长”,笔者认为所言甚是。参观馆内宿舍时,副馆长又介绍:“原本设计是二人房,但因为隐青不习惯与其他人同住,所以我们决定把房间划分为两间一人房。”虽然这工程庞大,却满足了隐青的需要。这带出“自在馆”的服务宗旨是,让隐青有选择,而不是限制他们。

面对愈来愈普遍的隐青现象,虽然家人的扶持十分重要,但情况严重时,就得加上学校、政府乃至社会的支援。(资料图片)

日本政府办隐青招聘讲座

秋田县政府每年投放于隐青服务金额多达1300万日元(约100万港元),除了资助志愿机构为隐青提供介入及支援服务,政府亦有专为隐青而设的升学及就业辅导服务。官员坦诚分享隐青服务及其政策的难处:“我们也有沮丧的时候,但每当看到前线人员的热忱和隐青的改变,原本疲倦的心都得以重燃。”

政府的升学及就业辅导中心分布在县内不同地方,以方便隐青寻求协助。笔者探访其中一间政府服务中心,发现当中的隐青服务存在着不少实际困难,例如尽管接触隐青多次,他们也未必愿意或没有勇气到中心接受服务,这个接触阶段可能长达数年。事实上要帮助隐青找到工作亦不容易,因为他们履历上可能会有一段隐蔽数年的空白期,雇主未必能够接受。在日本,求职信是需要用手写的,隐青可能很长时间没有执笔,写求职信对他们来说有难度,写完后没有回音产生的挫败感就更大。中心职员为隐青绞尽脑汁,例如特别为他们举办招聘讲座,为他们寻找职场上的导师,帮助隐青适应新工作。

政府官员很乐意接见外来的学术及社会服务单位,与我们讨论了足足半天,交流对隐青现象的看法,希望从香港隐青服务经验中取得良策。2017年秋田县人口约100万人,是香港人口七分之一。据政府统计,隐青占人口2%,与香港相若。

只用药物而不看个人需要,就见不到隐青的成长。
秋田县三种町心理治疗诊所“自在馆”副馆长

学者开咖啡室 让隐青实习 

最令笔者印象深刻的是,秋田大学社会环境医学系助理教授杨谨鸿博士(Dr. Roseline Yong)对研究对象的关爱。她除了隐青研究工作外,亦开设一家咖啡室“Furatto”给隐青进行工作实习,让他们有自己的工作空间和步伐。学者向雇主提倡弹性工作环境的同时,自己亦为隐青提供环境。杨博士的尝试需要勇气和周详的计划,她对于帮助隐青踏出社会实在是不遗余力。

行程的其中一天,由秋田大学野村恭子教授和杨博士安排交流会议,学者、官员及前线人员均踊跃出席会议。杨博士特别邀请了隐青家长分享。家长感叹:“想不到有这么多人愿意聆听我们的声音,原来这条路也不是只有自己。”家长面对隐青子女时的无力感,令人心痛。但他们继续无私地照顾子女,令笔者最为感动。日本和香港有一个共同问题,就是忽略了对隐青家长的支援。

学者尽心尽力研究隐青问题也感动人心。山形县立保健医疗大学副教授安保寛明博士愿意花上半天的交通时间,前来做一个20分钟简报。他分享“隐蔽防治守门人”概念和经验,当中包括如何教育社区人士辨认隐蔽行为,鼓励及协助隐青家长寻求适当支援。另有日本精神卫生学会理事长高冢雄介教授,他大半生为这个课题到处奔走,与人交流心得。虽然自己行动不便,但下着雪仍与我们去探访隐青服务机构。学者们“贴地”的付出确实令人敬佩。

(路透社)

日本秋田给香港的反思

日本隐青服务的成功,与整个社会服务生态有密切关系,民间机构给予隐青有效的支援、政府对隐青服务恒常的资助、政府为隐青而设的升学及就业辅导服务、学者们“贴地”的研究,都功不可没。香港实在有许多需要向日本学习的地方,以发挥本身长处,例如香港有发展完善的外展服务,这在日本是相当少有的。

慈云山锡安青少年综合服务中心是亚洲首个以动物治疗模式介入隐青的服务单位。“动物辅导员”上门,让隐青感受无条件的接纳,渐渐打开心窗与人沟通,并接受辅导,减低隐青的社交焦虑问题。另外,香港基督教服务处透过定期家访,以“兴趣为本”方法介入,希望先走进隐青的世界,与他们同行,再陪伴他们逐步走向社会。香港也不乏热心学者,例如明爱专上学院助理教授陈康怡博士,她成立协助隐青的机构“呐喊”,透过网络世界寻找隐青,了解他们的需要,提供适当的辅导及支援服务。

据笔者了解,现时只有香港基督教服务处,将隐青服务纳入常规青少年服务中,其他机构均须寻找慈善基金资助以维持服务。隐青服务有别于一般青少年服务,其中涉及漫长的接触阶段,和复杂的介入过程,有时花了很大努力,也未必能快速看到成效,大大影响隐青服务取得基金资助的机会。香港未来隐青服务的发展,还看政府是否愿意为专门的隐青服务提供经常性资助。

香港学者和社会服务机构普遍定义隐青为:一、每天大部分时间留在家;二、避免社会接触(如上学或工作)和社交关系(如与朋友和家人接触);三、以上情况持续三个月或以上。据笔者早前参与的电话调查估计,香港隐青人数可能高达4万。

(文章纯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