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喺香港讲广东话．六】张历君：语言与政治，从来连在一起

文学研究学者李婉薇希望粤语写作去政治化，把粤语还给文学；文化研究学者张历君则认为：“语言和民族国家政治，从来都是连结在一起的。”他补充，文化研究里的“政治”，更多是指政府和政党政治无法完全涵盖的“文化政治”，即日常生活与语言之间的微妙的权力关系。
摄：郑子峰
（此为“喺香港讲广东话”系列之六）

他以日本学者柄谷行人于英语世界的成名作《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为例，作者写这本书不止是为了研究日本文学，更重要是述说日本现代性和民族国家发展过程的问题，而其中一个重要问题是“言文一致”——即中国文学说的“我手写我口”。从前，日本是汉文字圈，日本人手写汉语，但口讲的日本语与这些汉字并不对应，作者由此反思“言文一致”其实从不存在，而“言文一致”的现代语言的出现，和民族国家的建立有很密切的关系。“所以一个很重要的现代民族国家现象就是统一的国语，在中国大陆是普通话，在台湾依然用国语这个称呼，国语不是中国过去的语言状态，而是重新创造出来的一组现代语言，所以伴随着进入现代性或是现代化的状态，其实语言和民族国家政治从来都是连结在一起的。”

他指出，自民国开始，中国一直有一种创造一套民族国家语言的需要。另外，因为中国当时面对内战、外族入侵，中国既要团结一致对外抗敌，也四分五裂了很长时间，于是，大家都想要一个大一统的社会或文化体系而令自己可以生活下去，这是当时民众的普遍要求。上述的社会政治状态构成了现代中国民族国家语言发展过程的其中一个重要的背景脉络。而统一语言在中共建国后显得更有需要，因为整个官僚体系的发展愈来愈严密。不过，中共建国前的民国时期，语言环境其实是很宽松的，就算有统一语言的要求，大家也只是在一种摸索的状态，所以当时很多作家会把德文、法文、英文、日文等外语放进自己书写的中文文章里，如丁玲的小说《韦护》就把Kommunist或communist音译作“康敏尼斯特”，而不是现在意译出来的“共产主义者”这字眼。但在1949年建国后，中国大陆开始系统整理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在这个现代文学正典化的过程中，不少成名作家再版作品时，就把原本的外语译成中文，甚或直接删去这些外语或音译的字句。“为何中国大陆理解中国文学的方法如此单一，或把少少外语放进中国文学里面也不行，这和一个民族国家要求统一语言很有关系。”

“标准统一或纯正的普通话，在1949年前是没有的，是慢慢发展至1949年之后，再经历一个长期的官方教育或官方统一的过程才出现的。”

为何中国大陆理解中国文学的方法如此单一，或把少少外语放进中国文学里面也不行，这和一个民族国家要求统一语言很有关系。

中国大陆在中共建国前并没有一种统一的语言，而香港，则从来没有一种很正宗的广东话。“香港作为国际城市或全球城市，其实不断受不同地区的文化、语言影响，我们某程度都是不断把不同地区文化混合进我们的语言和文学写作里面，而香港某程度上也继承了民国时期这些作家的写作模式，因为很多作家或知识份子在1949年或1950年代南来，民国的对外开放那种文化、语言、文学模式其实是在香港落地生根，在这种历史环境下，你很难讲什么是正宗统一的广东话，也很难在香港找到一种正宗统一的语言文字或文学语言，而我觉得，这种混杂的特色才是香港本来的模式。”

“这几年我们好像要肯定一个自身文化身份，但肯定的过程又要求纯正化，统一单一化，其实是否好心做坏事？某程度抛弃了自己过去真正的特色。”

他指出，从不同人在1990年代开始讨论香港文化的定位可见，香港文化是从国际都会、商业社会走出来的，“如果你要找一个代表香港的主体性，其实我相信很多人都不会找新界原住民来做主体性，虽然大家都知道他们才是最本土，而我们可能会找城市里生活的人，但城市生活的人有很大百分比是移民。”他续指，香港是一个全球城市的状态，定位从来不是民族国家，也因此，香港的语言特色不是民族国家那种只有一种法定国语的思考模式，香港人也会中英夹杂地写作，而香港本来就是一个容许不同文化、语言互动交流的平台。

他认为近年的广东话和普通话之争，某程度上是很简单的二元分化，“当我们用文化研究分析时，我们就要问，这种很多人都可以提出来的简单二元分化，为何会有那么多人相信？到底有什么文化、社会、政治状态导致这个很多时候是myth的冲突？我们要分析当下状态和这个myth的关系。”他认为当下所见的两种族群之间的矛盾冲突其实也仅仅是病征，要找出病因来对症下药，才能根本治理“族群冲突”、“语言冲突”这些病征。

他认为，病因包括历史环境，如香港很少土生土长的本地人，父母辈往往在中共建国或文化大革命时逃难来港，上一辈对香港的既定印象是一个避难所，而这个印象会在教育下一代时遗留下来，香港人对内地的负面印象和集体记忆有关；病因也包括1990年代之前的国际环境是冷战状态，受文化冷战影响波及，大众文化会遗留二元对立的意识形态；而自由行的出现也加剧了粤普对立的状态，因为香港要招待人数突然急升的内地旅客，但政府并没有做好基础设施来处理旅客问题，“一般人不会思考背后有什么物质条件导致冲突发生，他们就是直接面对操持普通话的人带给我们麻烦，直接形成好像很明确的族群划分和对立。”

病因还有中国对外政策与国家形象的改变，还有中国硬性分工模式的“世界工厂”与香港的弹性工作模式是两种不同的经济模式，因此所需的管治形态也不相同……病因众多，“如果你把这些因素简化为只是族群冲突和语言冲突，是否简单了一点？”

上文节录自第101期《香港01》周报（2018年3月5日）《喺香港讲广东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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