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喺香港讲广东话．五】李婉薇：可否把粤语还给文学？

从香港的欧文杰与新加坡的英培安两个故事，可见一个地方的政策对该地语言环境的影响，而这些影响也表现于创作者的思考与作品。而身处学院长期从事粤语相关研究的学者，对香港的粤语现况又有何看法？
《清末民初的粤语书写》原本是文学研究学者李婉薇的博士论文，于2011年在香港出版，并在去年再版。她没料到一本学术著作竟然如此受读者欢迎，原来这几年确有不少读者关心粤语乃至粤语书写的问题。
摄：高仲明
（此为“喺香港讲广东话”系列之五）

她是在北京大学完成这篇博士论文的。当年离港读书，是因为香港令她感到孤单。她热爱文学，大学毕业后到报社任职编辑，深夜乘公司接驳车到铜锣湾再步行至车站乘车回家，经过仍在营业的报档，一看，只见全是色情杂志——她理解的，这是深夜了，但白天的报档，也没有她很渴望阅读的深度文学、文化专题刊物。一方面，香港的文化状况令她感到孤单，另一方面，她确是很喜欢北大中文系一班从事文学研究的教授的学术传统。她决定到北京作学术研究。

学系里，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学，他们的母语，是难以用汉字书写，书写传统也较为薄弱的方言，同学都很好奇她为什么能够非常自如地“我手写我口”——为什么粤语可以写下来？她倒是奇怪其他同学的方言为什么无法书写？书写粤语，对香港人来说是习以为常的一件事，几乎与生俱来就做得到。她第一次觉得，这是一件特别的事，到底粤语为何能够书写？而粤语书写的源头又在哪里？

千里迢迢赴京求学，最后论文题目却是研究粤语，她常常想起离她千里远的香港。

翻查历史文献，她梳理出粤语书写的源头是明末的流行读物“木鱼书”，这是广东一种说唱文艺的风俗，木鱼书刊载的多是南音、龙舟等民间说唱；而来到清末民初，粤语书写则是随着印刷刊物的盛行，成为革命党人迅速传播革命思想的工具，同时，时人为传播文化思想而提倡母语教学，如康有为的学生陈子褒就把粤语写入教科书。这个时期留下了不少粤语书写的作品，如胡适在1935年从广西北返的船上写了一首粤语诗《黄花岗》：“黄花岗上自由神，手揸火把照乜人？咪话火把唔够猛，睇佢吓倒大将军。”而戴望舒也曾在日治时期于香港写下“广东俗语图解”，引经据典梳理广东俗语的来源和意义。

她渐渐明白我们现在看似理所当然地以粤语我手写我口，其实是和粤语书写及印刷出版的传统关系密切；同时，粤语书面化的过程为何会被知识份子重视，这又与政治发展——思想传播的关系非常密切。近年，粤语多次因为不同政治文化议题而受到大众关注，不少与粤语有关的书籍大卖，全民讨论粤语的同时，也有不少人渴望深入了解粤语，就连她的《清末民初的粤语书写》——她认为是一本又厚又严肃的作品都卖至再版，令她始料不及。只是，她以粤语研究者的身份，非常希望粤语书写可以去政治化。“政治化有时候是我想走出来的，即是会不会有更多艺术本位的思考呢？不是说政治要你谂你就谂，政治唔谂就唔谂，可否把粤语还给文学？”“（粤语书写）很多不同的发展也似乎跟政治很有关系，会不会和政治结合得太紧，反而发展空间小了、纯艺术的考量没有了？”

（粤语书写）很多不同的发展也似乎跟政治很有关系，会不会和政治结合得太紧，反而发展空间小了、纯艺术的考量没有了？

上文节录自第101期《香港01》周报（2018年3月5日）《喺香港讲广东话》。

李婉薇以外，还有他们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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