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8流水式集会｜疏散人流之说未获接纳　官指被告明知不准仍游行

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等9人，因参与前年8月18日由民阵发起的“流水式集会”，从而被控织及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成。辩方强调，当日的集会很和平，被告只是协助疏散人流。惟胡官指出，当日被告手持横额，带头引路，已可被视作组织者，且案中3名被告均是熟知《公安条例》的律师，认为众被告是有计划及有意图不理会警方的反对，法庭亦不能因为游行期间没有暴力事件发生而指责检控不合比例，因这会令法例形同虚设。故裁定众被告组织及参与罪名均成立。

疏散计划与游行路线相同非巧合

法官胡雅文在裁决指出，被告强调在“疏散”人群只是虚有其名，事实是有计划的未经批准集结，形容是蔑视法例和绕过警方反对。被告按原来计划带领参与者由铜锣湾游行至中环，具其代表性，“疏散”计划和原定游行路线相同，亦非巧合。

3名被告是熟悉公安条例的律师

胡官指出，众被告均和民主派有联系，其中3人更是熟悉《公安条例》及经验丰富的律师，相信他们是因其身份而获邀，是经过深思熟虑。民阵在游行前曾因首次遭警方拒批游行而表示愤怒，有关消息亦被广泛报道，这亦意味被告是得悉警方反对游行。

案中9名被告，将于4月16日判刑。(详见下图)

未持横额难促成游行

至于组织未经批准集结一罪，控方引用案例指，游行的要素是依照路线进行，指引路线者即是组织者。若众被告没有手持横额带头，难以促成游行。纵然非每一个被告曾发言和指示，但无碍他们成为组织者，他们被视为一体和共同行动，同等有罪。被告得知警方反对后仍愿意牵头。当天的游行未经批准，这适用于全部被告，包括未有和持横额并从第17个闸口离开的吴霭仪，因她于较早前被拍摄到和其他被告在一起。

无发言不代表非组织者

被告却辩称非以组织身份出席记者会，亦非是次游行的申请人，故他们不是组织者。此外，部份被告没有叫口号，亦没发表言论动员参加者，首被告黎智英称他没有设计游行路线，录影片段显示纠察持黑带围绕被告和横额，可见黎只是跟随纠察指示路线。胡官认为没有证据证明黎或其他被告在场的原因，也无法证实被告所知所闻，或其行为的意图，但这不代表他们并非组织者。

警方未有行动与被告是否参与集结无关

辩方曾指，警方当日无尽责维持秩序，当主办单位不按指示时，被告掀起横额游行，警方无动于中。又指警方也知悉这疏散计划，认为警方预料集会人数众多，有挤迫的危机，默许民阵以“流水式集会”应对。

警采容忍态度只为避暴力冲突

但胡官认为，警方采取较为容忍态度，有合理理由撤走现场警力，以免发生冲突，何况当日集会主题为抗议警暴，这亦与被告是否有意图组织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无系。即使警方无视民阵的访问等，亦不会令该次公众游行变成“疏散计划”。她不认同警方当日是视若无睹，认为他们有事前部署，望将出现暴力冲突的机会减至最低。

2019年8月18日的游行被控，全日均无暴力事件发生。(详看下图)

现场并无迫切疏散需要

辩方亦有指如当天雨势大，在维园可造成严重伤亡，或有人踩人事件，当警方没有尽责疏导人群，被告有必要组织和参与有序疏散。法官认为，以必要作辩解只会用于极端情况，但在本案中，未见有迫切或即时发生严重死伤的风险，认为以这辩解其疏散计划亦不能成立。

终院裁定游行集会要先知会警方

辩方亦有挑战《公安条例》相关条文违宪，指它对集会和游行自由，施加的限制不合比例。胡官指终审法院已于2005年梁国雄一案，裁定公众集会和游行需事前通知警方，属于合宪，警方亦可对集会和游行施加限制。胡官认为，法庭不能再重新考虑该法例是否合宪。

辩方称未经批准集结的最高刑罚为监禁5年是过重，会对游行活动产生寒蝉效应，法官并不认同，她引述警方的数据，指于2019年就有逾880次获授权的公众集会和游行。

被告们今日被裁定罪成后离庭的情况。(详见下图)

本案无实质执法行动可被挑战

另外，辩方质疑在案发后一段时间才拘捕检控他被告是违反他们的权利。辩方重申警方当日未有警告或采取行动阻止游行，各被告是行使权利和平游行。胡官认为当日警方未有采取执法行动，被告的集会和游行的权利无受限制。根据案例，在执法层面挑战违宪，需针对实际的执法行动，惟本案中没有行动可被挑战。辩方未能成功挑战相关法例违宪，故拘捕各被告亦属合法。法官又指，被告是有计划和意图不理会警方反对游行，如果因游行没有发生暴力事件，便指责检控属不合比例，将会令这法例形同虚设。

重申法庭不干预律政司检控决定

胡官补充，《基本法》第63条列明，律政司主管刑事检察工作，不受任何干涉，法庭一般不会干预律政司的检控决定。除非检控涉及滥用法庭程序，否则法庭不会处理检控决定。

案件编号：DCCC 536/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