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报】社教界促拨10亿 小学幼园设驻校社工

撰文: 香港01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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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岁女童临临本年初疑受虐致死,掀起社会对虐儿的关注。教育界与社福界要求落实小学“一校一社工”及幼稚园“两校一社工”,尽早识别身陷受虐危机的个案,推算相关政策涉资约10亿元。不过,财政预算案公布前政府放风,计划只向小学额外拨款1亿多元改善现行计划,有关传闻使两界别忧虑政府缺乏改革校内辅导服务的决心。撰文:廖洁然

临临事件发生后,两界别共同重提落实小学“一校一社工”,仿效中学实施的“一校一社工”政策,以防止悲剧重演。 (资料图片/余俊亮摄)

临临事件令大众痛心。更令人焦虑的是,临临只是本港受虐儿童中的冰山一角,社会上仍有众多隐藏于新闻背后的“临临与哥哥”。

社会福利署资料显示,2006年至2016年间,每年新呈报虐儿个案由806宗上升至892宗;2013年起,12岁以下儿童占每年总受虐人数由55%升至66%,四年增加了11个百分点。香港大学2003至2005年间做的“虐儿及虐偶研究”更揭示,呈报予社署的虐儿个案,只占所有虐儿个案约1%,估计每年受虐儿童真实人数有逾7至8万。

根据社署定义,除了身体虐待及性侵犯,疏忽照顾、精神虐待亦属虐儿。数据显示,身体虐待及性侵犯占多数,而父母是主要施暴者,十年间比率稳占约六成。故大部分受虐儿童只能靠学校里每天相处的大人发现、调查并举报,才能遏止继续受虐。

不过,虐儿多牵涉家庭问题,最需要家庭辅导,但教师专业训练未有涵盖辅导知识,难以入手。加上教师本身面对教担过重问题,教育界及社福界均认为辅导工作应交由富前线经验的社工处理。

社会工作者总工会总干事许丽明批评,新方案未有为学校增拨人手,只是拨钱全面取替现有辅导专业人员为社工,以及提高现职社工资历为学士学位,质疑能否改善小学辅导服务。 (资料图片)

社工家访揭住石屋柴火煮食

香港社会工作者总工会总干事许丽明曾任小学驻校社工,兼有十几年前线教师经验,她指出,社工驻校的意义是及早识别高危个案、深入了解及处理可能诱发虐儿的家庭问题,防范于未然。

许丽明在2012至15年担任小学驻校社工,她入职前,校内有一名初小学生缺课严重,校方处理不果。她在暑假已急不及待致电学生的母亲,了解小孩不上学的原由和家里的难题。

她忆述,该名男生不单经常缺课,而且连校服、书簿都要由学校为其张罗,其母从未为他缴交任何费用;男生也因经常缺课,完全不能融入校园生活,连校服也经常穿错,加上身上散发异味,渐生社交问题,上学常常显得担忧和恐惧。后来家访,许才发现男生与其妹及母亲居于山边简陋石屋,家徒四壁,没有煮食炉、洗衣机等电器,煮食要靠柴火。

有社工认为,幼儿不懂掩饰情绪,在幼稚园实施驻校社工制度,能更有效防止及跟进虐儿问题。(资料图片/罗君豪摄)

许丽明认为,领综援的男童母亲,因家庭及个人问题未能为儿子缴款,应由社署主动介入了解事件,但她去信社会保障办事处要求跟进,初时却未获理会。其后她向前辈及行家打听后,再去信当区保障办事处“话得事”的高层说明事件,个案才获受理,并转介至综合家庭服务中心以提供长期协助。

许丽明指,男生与其妹妹未受身体虐待,与母亲关系也良好,但明显被疏忽照顾。她当时最担心两兄妹的安危,即使花了一年多时间还未能帮助其母解决家庭及个人问题,惟有尽量软硬兼施令她间中让两兄妹上学,好监察孩子状况,即使男生三年的课只上了三分一,但就是不能让他和妹妹消失于视线之外。

教师难兼社工专业

许丽明补充,当年男生缺课严重,校方有上报教育局,但面对情况未能改善,校方只懂向家长发警告信称可报警。她直言,校长和个别教师都有心,但他们不太了解除了警告,还可以做什么。她更指即使是社工,若经验不足也未必懂得处理。她又称,若学校无心,大可以“联络不上”为由上报教育局并停止跟进学生缺课,后果可严重如去年山景邨双尸案中缺课多年却无人跟进的15岁少年。

由辅导家长、家访至去信保障办事处,到透过与家长保持沟通、维持两兄妹至少约七天上学一次等“防止虐儿情况恶化”的做法,大部分教师都不熟悉。教育界立法会议员叶建源认为,教师和社工的专业培训和角色不同,家庭辅导工作超出教师职能和专业范围,难以要求普通教师、甚至辅导教师如社工般介入,遑论预防及处理虐儿问题。

教育大学幼儿教育学系一项调查发现,父母双方的合作度强,有助提升子女的社交能力。(资料图片)

“价低者得”致驻校社工频换

为应付小学驻校社工需求,教育局自2002/03学年起推行“全方位学生辅导服务”,实行“全校参与辅导工作”,但政策一直为人诟病。教育界与社福界均批评,“全方位学生辅导服务”未能确保学校有社工驻守,招标制亦衍生社工同工不同酬等情况,令小学辅导服务不稳。

“一校一社工”政策自2000/01学年起于中学推行,全港每所中学不论性质及学生人数,均获派驻一名注册社工,专责辅导等工作,由社署提供资助。相比之下,在小学实施的“全方位学生辅导服务”做法是每所公营小学获分配学生辅导主任或辅导教师,亦可领取辅导服务津贴自行聘请辅导人员或向非政府机构购买服务,津贴额由约30万至60万元不等,按学校班级数目而异。

2014/15至2016/17学年,全港454间公营小学中,有约320间以上述津贴的方式获分配资源提供学生辅导服务,其余主要获分配辅导教师。不过,教育局文件亦列明该津贴不一定用来聘请社工,亦可用作聘请有经验的辅导教师或主任。叶建源表示,有小学因此在有资源及辅导组的情况下,没有聘用驻校社工支援,令辅导工作难以完善。

教育局回复本报查询,表示据2015/16学年调查资料,全港有九成公营小学(408间)聘用注册社工,其他年份数字则未有提供。局方又称,“绝大部分”公营学校均至少有一名全职辅导人员(不论是否社工),意味有少量学校或没有相关人员。

《全方位学生辅导服务指引》虽说明为提升服务持续性,学校可因应校本需要与非政府机构订下多于一年的合约,但必须以“至少每三年一次”重新招标。兼任小学社工服务督导达16年的资深注册社工冯庆球指出,根据过往与数十所小学合作的经验,即使有校长打算签约三年,碍于有学校限制签约金额,往往最多只能签两年。

冯又指出,即使可以签足三年,学校亦有可能在下次招标时,因有“价低者”投标而转换服务机构,意味即使已服务三年的驻校社工也要换走。冯表示,辅导服务是“对人的工作”,社工需要与教师、学生及其家庭建立互信和默契,一至三年便可能换一次社工,直接损害了辅导服务质素。

许丽明对此有所体会,她指当年“初来埗到”,有学生家长一见面便问:“姑娘,你会唔会做做吓又走㗎?”她理解家长的感受,“花咗咁多时间相信你(社工),将家事一五一十讲清楚,开始一起去想如何处理和面对,又换人,所有嘢又要从头再交代和建立”。

教育局回复本报查询时指,已提醒学校“制定客观的评分标准,而非单一考虑投标价钱”。不过,冯庆球透露,曾有学校重新招标后因考虑到服务质素及持续性,继续使用其工作机构的服务,但之后校长被教育局训育及辅导组职员查问为何不转用价格最低的机构,该职员更反问校长“你点知另一间机构的质素唔会一样好?”。冯慨叹,局方行政人员“根本不明白人手稳定对‘对人的工作’(辅导工作)的重要性”。

当务之急︰取消招标制度

社工行业一般每年可按社署相关薪级表支薪及加薪,但拨款未有计算资深社工督导等费用,服务机构通常要“拉上补下”才够分配,令驻校社工薪酬经常低于薪级标准,亦与驻中心社工同工不同酬。然而投标制讲求价格竞争,服务机构大多不敢因“唔够用”而在投标阶段增加费用,长远导致驻校社工流失成常态。

根据2017年更新的社署薪级表,学位社工入职职级为社会工作助理(SWA),起薪点为20,650元,但冯庆球指,听过现时驻校社工起薪点最低只有15,055元,相差约5个薪级点。冯以其工作的机构为例指,驻校社工每年流失率约20至30%,即约三年几乎已全部“换血”,大有留不住有经验社工的趋势。他忆述,工作最短时间的驻校社工只上班约半年便转职。该名社工陆先生接受访问时坦承,当时一个人看顾两所小学,加上在只有18班以下的小学工作,升职及加薪前景黯淡,遇人挖角到中心工作(不用驻校)便决定转职。因循所见,要纾解驻校社工流失问题,便应检讨甚至弃用招标制。

上文节录自第100期《香港01》周报(2018年2月26日)《社教界促拨10亿 小学幼园设驻校社工 筑虐儿“第一道防线”不应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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