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分析】公屋“三年上楼”政策白纸黑字 何时变成蚁民的FF？
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帆周一（1月22日）以房委会主席身份出席房委会例会时，表示公屋“3年上楼”的承诺，其实是“意识形态多于实务指标”，更直言“讲出嚟都沮丧”，再次引起外界有关公营房屋短缺问题的讨论。
事实上，“3年上楼”是在回归初期“八万五”政策的其中一环，更是首任特首董建华在上任就职演辞的“亮点”，他在首份施政报告中确立这项政策，兼且有既定的政策蓝图之下所订明的目标。只不过因为其后楼市爆煲，“八万五”政策“冇讲等于唔存在”，政府亦将房屋政策重心转移至私人市场，忽略社会对资助房屋的需要，公屋轮候时间才弹升到如今水平，渐渐偏离3年上楼的政策目标。
延伸阅读：陈帆称“三年目标”是意识形态 公屋联会：一直是房策指标
董建华首份施政报告：把轮候公屋的平均时间缩短至3年
要了解“3年上楼”到底是否如陈帆所指，只是一个“意识形态”问题而非“实务指标”，就要追溯至回归前。当时楼市热火潮天，私楼楼价升势又如坐火箭，而公屋供应更是不足，平均轮候时间大约在6至7年左右，直至回归之后，董建华在1997年施政报告中如是说：“我为特区政府订下了三个主要目标：每年兴建的公营和私营房屋单位不少于8万5千个；在10年内，全港7成的家庭可以自置居所；以及把轮候租住公屋的平均时间缩短至3年”。
众所周知，董建华上述的政策，就是所谓的“八万五”政策。而在“3年上楼”的政策目标之下，公屋轮候时间确实由1998年3月底的6.6年逐步缩减，2002年已达到3年的目标，到2003年更见2.1年。只是在楼市泡沫爆破之后，董建华爆出“八万五”政策“冇讲等于唔存在”的金句，有关政策亦出现了微妙变化。
延伸阅读：【拆局】公屋封顶论非林郑首创 15年前房屋政策“隐藏第十招”
孙明扬年代曾提“封顶论”
为挽救爆煲的楼市，在2002年11月，时任房屋及规划地政局局长孙明扬推出俗称“孙九招”的政策，包括取消定期卖地、停建居屋、终止出售公屋（租者置其屋）计划等措施，至于未来公屋兴建由“需求主导”。当时孙明扬表示仍然维持平均轮候时间不逾3年的目标，不过他亦提出“封顶论”，亦即当公屋建屋量到了一定规模，而每年迁出户数足以满足公屋轮候的需求，就可以将公屋数量封顶。当时此言论引起不少争议，而孙明扬亦匆匆收回言论，但总体而言也可以看出政府的政策取向大调整，就是打算通过逐步撤出资助房屋市场，间接“托高”楼价。
在“孙九招”实施初期，公屋平均轮候时间一直维持在2年多的水平，甚至一度跌穿过2年。当然这由于“八万五”时期累积的庞大公屋库存和新落成项目要逐步消化，加上房委会连续多年收紧公屋轮候资格，又推出“公屋计分制”，限制非长者单身人士获编配公屋的数目，将部分申请人挤出队外。结果从统计数字上，一般申请者的轮候时间确实维持在3年之内的水平，就算到曾荫权时代仍然未见明显恶化。
延伸阅读：【拆局】788亿房屋储备金动用无期 “有钱无地使”谁之过？
梁特政策倾斜私人发展商
只不过“孙九招”成功托高楼价之后，置业阶梯又因为长时间停建居屋而断裂，继续将大量市民迫向公屋轮候册，申请数目由2005年的9.1万宗，急升至2011年的逾15万宗，这些问题一直积压，终于到梁振英上任后爆发。而更致命的是，梁振英任内的房屋政策亦明显倾向私人市场，忽略了资助房屋，例如在拨地建屋往往以确保私楼供应为先。发展局局长黄伟纶去年12月就表示，在2017至18年度，私人住宅土地可供兴建约2.43万个单位，远超原先1.8万的目标。
但结果所有人都知道，就是房屋政策“两头唔到岸”，私楼楼价非但没有因潜在供应增加而下跌，反而愈升愈有，而梁振英提出十年兴建28万伙公营房屋的目标则不断落后进度，现时的缺口仍多达4.3万伙，楼价租金高企亦加剧了资助房屋的需求，现时公屋轮候册宗数突破28万，平均轮候时间达4.6年，严重偏离3年的政策目标，同时亦造成今日21万人蜗居㓥房，上楼无望的悲歌。
延伸阅读：【政策分析】㓥房恶化 前前特首曾荫权抵闹 前特首梁振英呢？
公屋供不应求 证房策失败
其实现时楼市已经是个“世纪级残局”，一方面楼价破顶，无人知道何时才爆煲，但官员既不想也不敢让楼市爆煲，以免自己沦为董建华“脚痛”下台的翻版；但另一方面楼价与租金远超一般市民负担能力，公营房屋供应又不足，目前在短期内可供开拓用以兴建公屋的土地选项已相当有限。发展棕地、私人会所土地受制于既得利益者，政府不敢做；发展郊野公园破坏自然生态，必定会引起大争议；填海要等待环评、工程、沉降等等，没有三五七年也不可能动工建楼。
政府早就明白公营房屋供求失衡，就以现时28万宗轮候个案，和暂时只能确保未来十年仅有23.7万个公营房屋新单位供应来看，轮候公屋的市民恐怕在未来好一段时间内都要继续等到“地老天荒”，陈帆将政府白纸黑字写下的“3年上楼”政策目标说成是“意识形态”，可谓近乎“画公仔画出肠”地道出历届政府的房屋政策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