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识会议 · 上｜审议式民主实验　拓青年论政空间盼在港落地开花

最低工资应否大幅提升？标准工时应否立法限制？退保医保应否强制执行？......这些问题反复讨论多年，但特区政府总以社会存在极大争议为由搁置；如果全港市民都有权力决议政策，大家会基于“二元对立”而嘈得不可开交，还是能够实事求是地达成共识？智库MWYO青年办公室联同香港新方向立法会议员张欣宇，较早前合办全港首场“审议式民主”实验，尝试探索更加适用于香港的“公民参与”模式。

全港首场审议式民主实验

“代议民主”倾向以“少数服从多数”决策，“审议式民主”旨在促进公众以公共利益作为共同价值诉求，因应某项政策或议题进行平等、公开、理性的磋商，找到共识。适逢特区政府正与港铁公司就票价调整机制进行检讨，而社会对于港铁应该如何平衡商业原则和市民期望向来颇有意见，MWYO和张欣宇于2月4日及5日合办“港铁票价青年倾”论坛，看看参加者能否经过充分认识、表达、思考和协商，达成人人接受的结论。

30多名18至40岁的青年，经过14个小时的头脑风暴，期间就“调整票价应该考虑因素”、“如何调整及改善现时机制”、“其他更好方法厘定票价”三大问题进行讨论，并向曾任运输及房屋局局长的公共行政学者张炳良、曾任九广铁路公司管理局主席的立法会议员田北辰、大学经济学系讲师阮颖娴三位专家反复请教，最后成功通过小组共识再达成大组共识，建议港铁引入利润对冲机制。事后，张欣宇已约见政府反映意见。

在一些人眼中，论坛微不足道，但对主办方而言，这场一场关乎“审议式民主”能否成功在港落地开花的社会实验，更是探讨青年可以如何更好参与公共事务的一大机会。

证青年有能力理性论政

“我真的很感动。”担当“旁听者”的张欣宇，在论坛结束后告诉《香港01》，活动更令他相信，年轻人绝对可以做到换位思考、积极解答他人疑虑，从而达成共识。

2019年反修例风波过后政治气氛绷紧，作为风波主要推手的年轻人，议政论政士气更加低落，“公民社会”发展前景令人担忧。张欣宇本就希望借此为青年提供一个了解、讨论和分析公共行政的平台，又承诺日后将会继续用不同方式促进青年建设社会。

是次活动负责人、MWYO社区及外展经理陈凯颖也说，事前她曾经担心年轻人已经不想讨论任何公共事务，而论坛证明并非如此，也许他们只是缺乏一些深入了解社会议题的正式途径，而非真的完全“冷感”。她尤其对参加者的投入和认真感到欣慰，无论是专家分享环节还是大小组讨论，他们都准备充足、积极参与，展现出理性论政的模样。

助议员突破政策盲点

论坛最令人紧张的时刻之一，就是六个小组当中，只有一个小组反对港铁引入利润对冲机制，其他五组都极力游说该组，而不是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姿态放软手脚。该组经过反复思考和讨论，最终认同该方案对公共利益具备一定价值，愿意投下赞成票。

全场取得共识后，张欣宇向一众参加者分享他身为议员的内心挣扎：“经常有不少市民前来向我表达意见，但是九个人可能有十二个意见，到底你要照单全收，或是按照自己的判断来拣选意见呢？”他坦言，一直以来都要求自己在表达意见时要头头是道，但总会有心虚的时候，会不断拷问自己的说话是否具代表性、能否经得起辩论和挑战。

张欣宇提到，参加者的讨论甚至突破了自己在议题上一直存在的盲点，“大家连日来所建立对议题的理解，甚至已经超乎我当年在做铁路工程师时的时候。”例如根据现行“服务表现安排”，每宗港铁事故会按“列车服务延误时数”计算罚款，他本身以为有关机制没有太大争议，但在论坛中，不同组别都不约而同地提出，除了延误时数，“受影响人数”、“伤亡人数”、“繁忙时段”等因素都应该计算在内。就此，他意识到，每个议员和从政者都需要多听不同意见，才能更好解答市民心中的疑虑。

盼在香港落地开花

MWYO营运总监叶维昌在总结发言时提醒，参加者不要执著于最后的“共识”，因为这场实验带来很多反思，全都比“共识”更加重要，包括：是次“共识会议”方式呈现的“审议式民主”，是否实现“公民参与”的最好方法？社会还有什么议题，适合用“审议式民主”进行讨论？要让多少市民参与、参与到什么程度？全都值得社会思考。

“我们不需要追求100%的共识，就算最后未能达成大组共识，最重要是要纪录下大比数支持的原因、其余组不支持的原因，并思考是否有其他方法可以解决那些少数人提出的疑虑——这才是对于政策制定者最重要的东西。”陈凯颖也向《香港01》忆述，无论讨论有多激烈，她始终坚持不以投票方式达成共识，因为“共识”是要让参与者感到自己的意见被听见、被考虑，若然执著于“达成共识”，反而会失去讨论的意义。

陈凯颖又透露，MWYO将会就论坛发表研究报告，根据参加者填写的四次问卷调查，分析他们在不同阶段对议题的认识和态度，归纳出推行共识会议的经验。另外，有参加者反映，之所以出席论坛事源有望向体制内反映意见，陈凯颖因而有意与更多立法会议员或体制内不同组织合作，推动“审议式民主”和“共识会议”在香港“在地化”。

那么，参与这场“审议式民主”实验的年轻人们，又有着怎样的体会和反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