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识会议｜“审议式民主”有望为青年议政论政参政破局？

“政治乃众人之事。”然而，2019年反修例风波过后政治气氛绷紧，作为风波主要推手的年轻人议政士气低落，“公民社会”发展前景令人担忧。为探讨更加理性务实的“公民参与”模式，智库MWYO青年办公室与立法会新界北议员张欣宇，参考“审议式民主”（又称“深思熟虑的民主”）的“公民共识会议”概念，将于下月初合办“港铁票价青年倾”论坛，冀为年轻人的政治参与带来一些启发和想像。

重视理性思辨
寻找各方共识

香港人或对“审议式民主”感到陌生，但事实上，它是近年备受推崇的民主新范式，又被称为“协商民主”。有别于传统“代议民主”依赖“少数服从多数”进行表决的方式，“审议式民主”旨在促进公众因应某项政策或议题进行理性沟通，期间双方经过深思熟虑的思辨，有望纠正自己的盲点或错误，从而放下成见、找出共识。

是次由MWYO联同张欣宇合办的论坛，适逢政府正与港铁就票价调整机制进行五年一次的检讨，故尝试以此为主题凝聚青年参与。论坛主要招募30名18至40岁青年，进行一连两日的讨论，期间需要细阅主办方提供的背景资料、了解议题的来龙去脉及争议、与相关专家进行交流，再就如何优化港铁票价调整机制寻求共识。主办方会在不同时段统计参加者的立场有否出现转变，从而衡量充份而理性的辩论是否更能达成合理决策。

张欣宇则希望透过活动为青年提供一个了解、讨论和分析公共行政的平台，并承诺会向立法会反映青年讨论结果；他又不排除日后将会持续就其他社会议题举办类似会议，冀用不同方式促进青年建设社会。这场“社会实验”能否为青年的政治参与带来更多启发和想像，仍要拭目以待，但当下也许有不少人质疑——香港还需要蓬勃的公民社会吗？经过相当激进和吵吵闹闹的“暴力政治”，香港市民还能够回归务实、继续关心社会吗？这一切，还得由“审议式民主”和“公民共识会议”的“前世今生”说起。

起源古希腊雅典
打破“多数决”垄断

“审议式民主”涉及“公民审议”和“民主决策”两大元素，最早可追溯到西元前五世纪的古雅典。当时，古希腊城邦雅典执政官梭伦（Solon）为打破世袭贵族专权的局面，重新设计城邦的政治、法律、经济和公民等级，允许拥有政治权利的公民进入“公民大会”（Ecclesia），讨论如战争、制订法律、粮食供应、高级官吏选举、终审法庭诉讼等国家重大问题，再经过至少6,000人投票决策。而“公民大会”下设“四百人议会”作为常设机关，后来再改组成为“五百人会议”，每天在雅典城中亚哥拉市集（Ancient Agora）中的大会堂内召开会议，负责安排公民大会议程、接受公民提案。

尽管并非所有城邦居民都享有“公民”资格，例如女性和奴隶皆被排除在外，但这种模式总算开启公民参与公共行政的先河，并且鼓励公民自由发言、展开理性辩论、有序参与决策。后来历经发展和演变，在现代化下，不同国家和地区因应各地国情和土壤，衍生“代议民主”（Representative democracy）、“直接民主” （Direct democracy）等形形色色的民主制度，容许公民在不同程度上参与国家决策，并依循多数统治模式。

直到1970年代初期，政治哲学家开始批判传统民主理论，例如“代议士”可能因意识形态或财团压力而漠视公共利益，而以“多数决”则容易忽略少数族群的声音和利益，甚至出现“多数暴力” (Tyranny of the majority) 的问题。“审议式民主”的概念应运而生，最早于1980年由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家约瑟夫·毕塞特（Joseph M. Bessette）在《协商民主：共和政府的多数原则》一书首次提出，他认为“协商”是对公共政策的优点和价值进行讨论，而这正正就是民主政治的核心，有助表明某些价值高于其他价值。

互动公开包容
公共利益最重要

不过，“审议”和“协商”并非自说自话；相反，参与者被寄予更高期望。一般认为，“审议式民主”比较强调理性交往和公民参与，并以公共利益作为共同价值诉求，能够通过平等而公开的协商，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赋予立法和决策的合法性。美国著名政治哲学家古德曼（Amy Gutmann）与汤普森（Dennis Thompson）便指出，“审议式民主”需要达成受理性驱动的共识，寻找更能说服整体的理由，因此具备“互相性”（Reciprocal）、“公开性”（Accessible）、“包容性”（Provisional）等三大原则。

“互相性”是指成员要放下成见倾听他者想法，而不是只著力表达己见。由于各人的出生背景、文化教育、生活方式都大有不同，彼此的价值观、说话方式、理解事情的方式也不同，而“审议式民主”的目标就是希望透过公开讨论来凝聚各方观点，因此要抛开偏见、理解对方观点，才能从歧见中找到共识。

“公开性”则指成员所提出的资讯和理由都必须公开透明，可供没有参与会议的大众自由检视，这样有助驱使成员讨论时谨慎思考，减少盲目或仓促下判断。

“包容性”指审议过程中尽可能纳入社会上不同的观点和利益，因为不是所有公民都亲身参与政策的审议，更不是每一个阶层都有适当的代表，而“包容性”则能避免现有权力结构划分对审议结果的影响。正如美国政治理论家艾里斯·杨（Iris Marion Young）所认为，只有当公共政策涉及的所有利益、意见和观点都得到平等的表达机会，该审议程序才具备正当性。因此，“审议式民主”必须为长期遭忽视或压迫的群体，提供更多社会支持和政治平等措施，避免让拥有较多权力和财富者主导讨论过程、排挤弱势声音。

“假咨询”无助决策
反损耗管治威信

在“审议式民主”开始萌芽的1980年代，香港也展开了“急速民主化”的进程，但核心只在于提高民主的“量”，即纠缠于如何建构透过选举分配政治权力的政治制度，而非致力提升民主的“质”，结果导致议会长期陷入二元对立、互不相让的僵局。

时至今日，以“达成共识”为前提的“审议式民主”，无疑值得几经纷乱的香港借鉴。不过，如上所述，若要有效实践“审议式民主”，除了要求参与者保持客观理性，更少不了当权者的开放、接纳和包容——既要主动提供平台，鼓励市民参与讨论，更要积极吸收有利于整体公众利益的建议，才能在市民的认受下建立更具说服力的管治威信。

与“审议式民主”形成另一强烈反差的，是被指“做戏”的“咨询式政治”。教育大学香港社会研究讲座教授吕大乐曾批评“咨询式政治”从来都不是营造政治共识的渠道，而是借助参与咨询的意见领袖、专业人士于民间或所属界别的声望、信誉或专业地位，为政治咨询提供合理化的基础。事实上，从港英年代至今，无论是最低工资立法讨论、全民退休保障咨询、俗称“土地大辩论”的土地供应咨询，当局都被诟病不但未能向公众提供全面资讯，而且不愿遵循公众共识执行有关决策，结果总令公众大失所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