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女王与香港人．五｜在中国和英殖之间　香港出现“精神”分裂

“英女王伊利沙伯二世（Queen Elizabeth II）从来没有教我们爱英国，而是教育我们爱香港......”香港云云悼词当中，这句话出现的频率特别高，因为很多人借此表达对于特区政府推行诸多显性国民教育政策的不满。近年每逢身份认同之争，总有些人希望透过诸如此类“港英不做什么”的说法，带出“港英没有洗脑”的信息——但吊诡的是，这种信息本身就是一种隐性“洗脑”的结果，只是很多人都不以为然，甚或认定港英的洗脑必然比较正义和正确，所以欣然接受；不过，它们表面上看似没有强加灌输某种意识，实际上却深深植入无民族、无国家、无自我的观念。

“英女王与香港人”系列六之五

“香港居民”疏离“中国公民”

“殖民”本身就会涉及宗主国对殖民地的思想改造。放诸到港英殖民的历程当中，同样少不了某种意识的“解构再重构”，例如一些人津津乐道“世界公民”身份认同，正是今天一些“香港人”连“我是谁”都说不清楚的问题根源——因为那些人所称颂的“英女王从来没有要求我们爱英国、唱国歌、懂国情”之公民教育，不但没有厘清作为国族身份的“中国公民”和作为城市身份的“香港居民”之间的主次关系，反而放大“香港居民”和无国籍化的“世界公民”之间的联系，使得部份香港人倾向无民族、无国家。

“殖民主义是一种涵盖政治、社会与文化层面的宰制系统，香港人的政治与社会认知，以及其对公民身份的理解，皆受被殖民经验所模塑。”香港中文大学通识教育部讲师的梁卓恒曾在学术论文《香港公民教育的文化政治脉络——后殖民困境与批判教育学框架》归纳学界普遍说法，指在1980年代之前，港英政府推行“疏离式的子民教育”，所强调的不是国族身份的认同，也不是公民权责的意识，而是要令香港人成为对“中国公民”感到疏离的“香港居民”，以免滋生民族感情与民族主义，不利英殖管治。

梁卓恒文章又提到，表面上港英政府的确没有系统地贬抑华人身份或打压华人传统，但实际上，当局一直较为隐性地进行一种“文化优越建构”。例如从殖民统治权力、现代典章制度、官僚程序正义、乃至英语文化霸权的落实和推行，通通可见备受吹捧的英国制度优势；但相较之下，中华传统文化却只是庶民精神价值的传承和凝聚，变相突显西方文明的高尚、开明和权威。梁卓恒还指出，在英殖后期，港英政府刻意营造的理性管治秩序，加上港督麦理浩十年改革带动的社会发展，为香港跻身现代大都会奠定扎实基础，这不但增强英国管治的认受性，也建构香港人文明、理性、务实的身份论述，使得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融会贯通，但也导致香港人在日常生活中倾向淡化被殖民的经验。

疏离式的子民教育

那么，具体而言，香港人到底经历了怎样的“疏离子民教育”和“文化优越建构”？

“20世纪70年代之前，港英政府奉行的是一种‘教育去政治化’的策略。”专注统战工作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覃辉银，曾在去年发表的学报文章《殖民教育与香港同胞的弱国家认同》，罗列了一些港英政府如何采取隔断中华文化脉络、推进语言政府、禁止讲授中国近代历史等方式，进行“疏离式的子民教育”。

先谈谈公民教育。早在1925年，经过“省港大罢工”，面对日益强烈的民族觉醒，港英政府深港需要加强意识形态的改造，因而设置“公民科”，用以灌输英国制度和文化的优越。到1948年，“公民科”更被列为公开考试科目，课程强调维持资本主义制度的重要，从而制衡共产主义在香港的传播。及后国共两党在港频繁活动，加上“六七暴动”的发生，港英因而改变公民教育的取态，希望透过“非政治化”的教育体系以维持“非政治化”的稳定环境，“公民科”自此成为隐性课程，潜藏于其他社会科学当中；例如1965年设立“经济与公共事务科”，只是低度描述香港政府功能，但绝少谈及实际政治运作，而且回避民族认同和国家议题，更加不愿讲述殖民管治时期的各种压迫和冲突。

再看看历史教育。在1952年，英国主导的教学大纲和教材委员会建议，香港的“中国历史”课程不应太过关注“政治”，而应著眼于“社会和文化”，才能“重拾往往被遗忘的中国文明的优点和美德”。至1960年代，教学内容基本上排除“现代中国”的内容，而是描绘一种非政治化的、文化主义的“中国认同观”；并且抽离香港本地的历史和背景，矮化成为在大英帝国的宏大叙事和中国历代王朝的更替之间时隐时现的次级主题，用以灌输一种非常抽象的传统文化自豪，但完全脱离现实生活和当代政治中国。到1971年，港英颁布《教育条例》，明确禁止师生在校内从事政治活动，不但不能使用“祖国”、“民族”等词语，而且在课程中排斥一些敏感史实，如鸦片战争、建国历程。

英殖文化优越建构

直到1984年签订《中英联合声明》之后，“教育去政治化”的情况才有所改善。那时公民社会开始广泛讨论“高度自治”和“香港前途”等议题，而由于中央政府为了平稳过度，决定沿用原有居民身份制度，以“香港居民”而非“中国公民”作为履行《基本法》权利和义务的主体，导致本应以强调国民身份认同为主的公民教育，继续倾向强化居民身份意识。在1985年，教育署在全港中小学办法《学校公民教育指引》（简称《八五指引》），尽管打破校园政治禁令，但课程重点在于摆脱“宗主思想”，从而培养“香港居民”的本地认同，而非对于“中国公民”的国家认同和身份意识。

至于“英殖文化优越建构”方面，内地不少专注港澳研究的学者，尤其是曾经来港深造的，就此有过不少著述，例如拥有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哲学博士学位的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操太圣在1997年发表的学术论文《香港教育制度史研究（1840—1997）》，以及分别拥有香港大学和中文大学博士学位的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徐淑芹和教授夏瑛于2021年合撰的《香港教育管理的变迁：1842—2020》，都曾列举港英教育充满殖民主义的三大特征，如何培养“英国文化高人一等”的意识：

第一，培植精英，养成买办——曾于1880年代出任香港教育司兼视学官的欧德礼明确表示，在19世纪期间，港英当局几乎没有“振兴中国人的社会，使之达到欧洲人的水平”这种想法，而是希望培育中国精英认同英国文化，成为“亲英的传教士”，甚至作为中国“未来官僚阶级的一部份”；而在20世纪之初，港英政府也为了缓解华人私立学校可能带来的民族情绪，特别放宽它们申请补助的资格，及后甚至推出津贴计划；及后在1911年成立的高等教育学府香港大学，也被认为是一项“帝国投资”，通过培养亲近英国的上层华人进入政府部门或者服务技术发展，从而沟通英中关系、巩固英国统治。

功利主义色彩浓厚

第二，英式制度，强化联系——高度集权的港督，同样处于整个教育系统的顶端，对教育政策拥有最高决策、立法、行政权力，曾经颁布教育法令要求全员必须“服从总督指导”，当港督无力应对教育问题时，英国就会提供直接和间接的建议，例如1935年《宾尼报告书》。而为加强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的特殊联系，从组织管理，到教育制度，乃至教学内容，全都仿效英国做法，直接体现对英国知识体系的认同，却无视有关制度是否适合本地发展需要，以致美籍华裔教育学家杜祖贻曾经批评，香港搬用英国模式的“6—3—2—2—3”学制，与世界普遍采用的“6—3—3—4”学制不能兼容，因为当局完全忽视“年龄”和“语言”这两大因素，导致许多本地学生出现学业与心理的严重失调。

第三，重视英文，轻视母语——众所周知，没有语言是中立的，因为每种语言必然附带一套意识形态、观点和态度，作为全球最多人口使用的英文，无疑也被视为精英、高端、专业的体现，背后则承载著西方知识的权威和英文文化的霸权，其普及过程更是与大英帝国大举殖民息息相关。以香港为例，港英政府自1878年开始，把英文定为官立学校的必修课程，而中文则是选修课程，前者学习课时是后者的两倍；到1895年，港英政府甚至宣布，如果新设学校不以英文作为教学媒介，就不能获得政府资助，可见当局“重英轻中”的政策倾斜，为日后的资源不平等埋下隐患。英文的普及无疑是香港“国际化”的认证，但它带来的“英文狂潮”，却也导致香港失却自身中华文化主体价值。

除此之外，港英殖民教育当中，还具备浓厚的资本主义性质和功利主义色彩。同样在1997年发表的内地教育学报文章《简析香港教育的殖民主义和功利主义实质》指出，英国是资产阶级功利主义学说的发祥地，相信个人利益是唯一的现实利益、有利于资产阶级利益的就有利于全人类，而“英国占领香港后，就力图把英国本土的功利主义思想植根于港土，支配香港的经济活动乃至人们的价值观念，以求在远东索取更多的利益。”

经济利益主导教育

为了与英国文化相适应，港英政府从没停止透过教育建立以功利主义、资本主义、自由主义作为支配社会生活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念的文化和制度，使之彻底贯穿人们的行为举止、日常生活、经济活动，“一切事情皆以实际或直接经济利益为目的，而不会以港民和社会的实际需求为取舍，更不会以提高全体港民的整体素质为目标。”

例如，港英在1971年实行免费小学教育，至1978年实行9年普及免费教育，都是为了经济发展，好让大英帝国获取更多利益。又如，当局倾向在工业教育和职业教育等方面的投资，但轻视不能直接带来经济效益且是人民生活必需的教育和服务，包括学前教育、特殊教育，也忽略人文学科及长线专业的发展，“导致人们精神空虚，社会颓废。”

直到今天，这些特征仍然主导著香港教育制度的发展。例如我们那些首屈一指的高等院校，不时被批评流于市场化、英美化、同质化：一方面，过度沉沦国际排名游戏，因而遗忘“立德树人”和“经世济民”的教育本职，只以经济利益驱动教育输出，结果严重扭曲大学生态，根本未能善用各项研究成果引领社会改革进步；另一方面，只以欧美标准马首是瞻，渐渐矮化国家文化根源和香港主体价值，未能藉国际化达到双向融合。

更重要的，是当自由主义走向放任、资本主义走向异化、功利主义走向极端，无可避免地影响香港人的基本伦理、价值追求和精神面貌，只著重眼前的、个人的、经济的需要，而遗忘长远的、集体的、全面的发展。哪怕资本主义所谓的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核心价值已经沦为资产阶级进行思想控制和政治垄断的工具，但社会上下并不以为然。而这绝对离不开港英政府的殖民教育。

“事实上，香港是一个没有通过‘解殖民运动’而完结它的英国殖民统治状态的社会。”香港著名文化研究学者罗永生曾在2013年发表的《香港主权移交后的“恋殖”现象》中表示，回归以来，北京和香港都没有说好“去殖民故事”......（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