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女王与香港人．二｜王室迷迷什么——民心所向还是自我想像？

在位70年的英女王伊利沙伯二世（Queen Elizabeth II）辞世，包括不少香港市民在内，全球数千万人致哀。有科学期刊以描述“追星”的“拟社会关系”概念解释这种集体悼念行为。事实上，这种“拟社会关系”的建立，正是“君主立宪制”得以风靡全球的基础，使得世界各地人民总能透过王室动向获得某种逃离现实的“救赎”。只是，人们之所以“臣服”于英国王室，真的是因为某些王室成员的表现是民心所向吗？还是其实当中涉及不少一厢情愿的美好想像？

“英女王与香港人”系列六之二

王室童话是“现实救赎”

“数百万人悼念女王：公众哀伤背后的科学是什么？”世界权威学术期刊《自然》杂志日前（9月14日）刊登这则报道，尝试以“拟社会关系”（Parasocial Relationships，也译作“超社会关系”、“准社会关系”）的心理学理论，解释全球各地人们为何会对一位可能素未谋面但又举世闻名的公众人物之辞世，表现出单方面的强烈哀伤。该学说用以描述社会大众与公众人物之间一种单方面关系、交往和情感，也即大家熟悉的“追星”行为——当粉丝透过媒体与明星产生某种互动，便会以为是和对方建立真实的社会关系，并把他们当成自己真正的朋友或亲人，很容易被对方的言行举止所触动。

这种“拟社会关系”的建立，正是“君主立宪制”得以风靡全球的基础。如果说，“王室狂热”是一场大型追星活动，那么，“君主立宪制”就是背后的大型造星计划。

目前全球共有26个国家保留君主制度，其中亚洲有12个、欧洲有10个、非洲有3个、大洋洲有1个；若再以制度分类，当中有6个是君主专制，即君主拥有至高无上的领导实权，集国家的行政、立法、司法及军事大权于一身；其余则是君主立宪制，即是在保留君主制的前提下，通过宪法确立人民主权、限制君主权力，实现共和主义或民主主义。

实行君主立宪制的英国，正正拥有最具世界影响和最受全球关注的王室——曾经管辖全球1/4领土和1/3人口；王室活动总是呈现一种超脱的贵气、奢华、仪式及文化；无论是冠婚丧祭，还是宫廷斗争，或是家族八卦，总能瞬间吸引全球“王室迷”瞩目——而且不管人们是否君主立宪制的支持者，都能透过王室新闻获得某种逃离现实的“救赎”。

刻意构建国家人格

已故内地著名社会学家王康曾经发表《国王的困惑——论当代君主立宪制国家国王与臣民的关系》一文，指出君主立宪制这种古老政体之所以仍有不小政治市场，关键原因在于“君主立宪正好迎合了平民对民主的追求，同时又符合人类社会等级制发展的规律，君主正好调和和贵族和平民的关系，对社会稳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先说调和贵族。君主立宪起源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自诞生以来一直伴随国王和新兴贵族的斗争和博弈，经过专制复辟和宫廷政变，终于1689年《权利法案》颁布之后稳定下来，而国王也因此“完成了角色转变”，并且接受国家非一人之私的现实，对贵族不再愤愤不平，而是透过一种微妙的亲贵族等级制与之相互利用，包括颁发荣誉、颁授爵位、给予王室关怀。直到今时今日，王室仍然乐此不疲沿用这种方式，“将高贵这种软资产给予社会精英，使其成为贵族”，将其网罗到君主的权威和光环之下；而由于他们活跃于不同领域，受过不同教育、拥有殷实背景、占有大量资源，是社会的中坚力量，本身就对自己的贡献怀有强烈的自豪与优越感，渴望得到国家和大众的尊重，这种君主册封方式正好给予他们无可比拟的高贵和荣誉，他们也必然竭力维护君主制度。

再说稳定平民。君主清楚明白不能完全倚仗贵族，毕竟他们只占少数，所以“君主还得将王冠上宝石的光辉照耀著平民”。这种意识，促成“君主逐渐完成从专制统治者向救世主的角色转变”，引进民本思想和民本行为，“哪怕只是象征性的，都使其合法性大大加强，作为等级制和集权象征在君主在民主社会里没有受到任何威胁。”这也就有了人们经常从媒体所看到的“王室模样”——君主通过行使某些诸如宣战、特赦、颁布法令、外交礼仪等等象征性的国家权力，以及从事慈善公益活动，从而树立其在民众心中的威望与好感；尤其是在国家和社会危机时刻，君主作为精神领袖，号召力和感染力不可低估，能够维护稳定、团结民众、抚平情绪、给予希望。以伊利沙伯二世为例，在1940年，她为躲避德国轰炸暂时远离家人，及后首次以公主身份进行电台广播，向被疏散到北美的英国儿童表达对分离的感同身受；至2020年，新冠病毒疫情在英国爆发，她再次发表讲话，鼓励她的人民以战时英国人所表现出的斗牛犬般的坚韧去抵御病毒。

英国王室作家Ralph Adolphus Lewis在其著作《君主制的历史》中也指出，在生存随时受威胁的远古时代，君主制迎合了人类深层次的心理需求，“渴望得到权威庇护，又盼望将这种权威托付给能够维护一种既定生活方式的可靠之人。”

满足人们抽象需求

“君主制得以延续至今，部分原因在于君主完成了从专制独裁者转向为民牟利的，成为国家、民族的象征的角色转变。同时也是因为在多元化的资本主义社会，君主是超出党派、利益集团之外的，君主代表国家政治中立、兼顾各阶层利益，在政治力量的较量中，君主不会倾向于任何一方，而总是以一个调和的力量出现。”王康如此总结，但他也强调，当今人们之所以愿意把民族希望和国家利益寄托于君主，是因为相信君主不会混淆自身利益与人民利益，能够超脱成为“善的象征”，绝不是单纯因为君主是君主。

事实上，英国王室的确深谙君主立宪得以流芳之道。早在1867年，时任《经济学人》编辑的经济学家和政治理论家Walter Bagehot所著《英国宪制》一书，已经指出英国王室的各种仪式感之于英国宪法体制的重要性。他认为，王室那些比较形象的政治人格，有助普通民众更加容易理解英国的政府形式，并且愿意在情感上进行服从，继而使得整个宪法体制能够得到广泛国民的心理认同。他强调，现代政治和宪制的关键之处，在于提供一个便于理解和想像的权威形象，而温文尔雅又和蔼可亲的君主，就是最佳选择。

这样的“人设”，注定君主必须“人格分裂”，才能满足人们的抽象需求。德裔美国中世纪政治思想史学家Ernst Hartwig Kantorowicz名作《国王的两个身体》形容，国王具备“自然身体”和“政治身体”，两者可以分离，后者代表国家的人格所在，是一个符合人民构想的巨大政治共同体的具体形象，也是其能够行使一切国家权力的资格来源。正如这句古老法律原则格言：国王无过。（King can do no wrong.）——国王的自然身体难免犯错，所以可被撤换，但国王的政治身体必须维持道德优越性和政治合法性，才能承担作为国家代表的责任，享受作为国家象征的权利，履行作为国家人格的义务，延续作为国家传统的文化，否则整个国家的政府结构和法律体系的正当性都成问题。

为了维护这种“永远正确”，该国的人民总会心甘情愿地为王室和君主的奢华和铺张埋单；至于他国的人们，看著铺天盖地的报道，也会情不自禁地参与这种想像、从成心理认同、达到内心服从。全球如此，更何况曾经被英国殖民管治152年的香港......（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