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女王与香港人．四｜为什么有“生娘不及养娘大”的孤儿情结？

如果某人强抢小孩，尔后供书教学、使其自食其力，好为某人赚取更多利益；那么，小孩将会如何看待这段特殊关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某人如何演绎相关行径，又是如何建立相关意识——是强取豪夺还是弱肉强食？是怀柔善诱还是咄咄逼人？经历英国殖民统治152年的香港，好比这个小孩，至今仍有不少人对英殖“感恩戴德”，尤其是英女王伊利沙伯二世（Queen Elizabeth II）逝世，一些人甚至感慨“生娘不及养娘大”、“爹亲娘亲不及英女王亲”，连“我是谁”也说不清楚。

“英女王与香港人”系列六之四

殖民本质，思想改造

从“殖民”本质上看，殖民者为了全面统辖殖民地的政治、经济及文化核心，本身就会对当地人民进行意识建构、认同再造、思想重组。巴勒斯坦裔文化批评家与后殖民理论家Edward Said便在1978年出版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分析了这种“殖民话语创造”，指出“西方”通过各种文本形式对“东方”国家，尤其是一些受到殖民主义控制的地区，进行文化编码和知识制造——这不但创造了以西方本位思想出发、以西方逻辑视角构成、相对于西方知识体系而存在的东方学说，而且创造了一批自觉运用西方话语的东方知识精英，深刻影响着东方国家和地区的意识形态——结果，无论是现代化的政治与经济历史，以至当代的理论产生和话语权力，全都是由西方所主导。

放置到港英殖民的语境底下，同样少不了某种认同、意识、思想的“解构再重构”，其中一个经典例子就是“香港人”的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才会让一部分人深深相信着由港英殖民政府和亲英阵营所叙述的“香港成就，英国恩赐”的故事，甚至会把昔日的侵略者、剥削者，当成今天的拯救者、施予者，也就有了“生娘不及养娘大”、“爹亲娘亲不及英女王亲”这类令人啼笑皆非的说词，好像连“自己是谁”都说不清楚。

“在英殖民管治时期，香港人的中国文化特性、民族意识受到压制，导致‘文化原质失真’。”专注社会分层、身份认同、社区组织研究的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教授黎熙元于2005年发表的学术评论文章《全球性、民族性与本土性——香港学术界的后殖民批评与香港人文化认同的再建构》指出，“身份认同”可以通过具体的生活实践客观分辨出来，“文化认同”则是基于自己与所属群体的主观情感判断所得，而“香港人”的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是在“谁是我们”和“谁是他者”的不断界定之中持续形成的。

我类他者，分不清楚

谁是“我们”？谁是“他者”？这对很多香港人而言，从来不是容易回答的问题。

“没有香港华人会认为自己是英国人，因此在国籍一栏上会不自觉地填上中国，但持有的又是英国公民护照，这让外国海关人员摸不着头脑，遂在国籍一栏上，写上‘无国籍’（Stateless），有人因此形容香港人是孤儿。”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荣休教授周永新在1997年出版的《见证香港五十年》，如此描述“香港人”的困惑。

同年，知名海外华人研究大家、曾在1986至1995年间出任香港大学校长的王赓武，也在其主编的《香港史新编》（下册），纪录了他对“香港人”的观察——在25年后的今天看来，同样颇为玩味：“从文化和历史角度来看，香港人是中国人。这种对国家的认同感，今天比以往更加强烈。但是，不少香港人却自认为是有不同意识的中国人。他们拒绝殖民地中国人的概念，对这种‘反面形象’已经反感了几十年。”

按照王赓武当时的理解，香港人并不认同英国殖民者，也不完全认同内地或台湾的当代主流意识，而是拥有独一无二的地方认同观念，并且知悉自己在特别历史环境下的优势和缺点，例如可以成为亚太区域或内地城市的学习对象。可以说，香港人对“国”和“家”的观念并不完全一致，拥有比较明显的本地倾向，但又较少走向分离主义。

中西荟萃，缺乏主体

可是，“香港人”的这种“本地意识”，往往又被批评缺乏主体性。

“西方人来，想从她身上寻找东方特质，中国人来，又稍嫌她洋化，我们自己呢？也是说不清，只好顺水推舟，昂起头来接受了‘中西文化交流中心’的称誉，又逆来顺受人云亦云的承认了‘文化沙漠’的恶名。”笔名为“小思”的著名散文作家卢玮銮在1996年出版的《香港故事——个人回忆与文学思考》中，如此描述失去自我的“香港人”。

社会学家通常以“边缘性”、“夹缝性”和“混杂性”解释香港人的“模糊性”：香港地处中国大陆边陲，也即位于国家政治和主流文化边缘；同时又是中西文化的交汇之处，经过华洋杂处的英殖统治，也就拥有一段独有的历史和一种鲜有的特质；但是，这些历史和特质总会被主流话语所简化所抹杀，甚至常常被身处其中的香港人所忽视所鄙夷，混杂成为一种被全球化、国族化、本土化互相撕扯，而且极度受到原教旨资本主义所影响而既保守又开放、既温情又自利、既实用又消费主义的没有主心骨的香港文化。

而且，在1997年香港回归之后，王赓武口中那种“香港人”较少走向分离主义的本地意识，也出现了不少变化，尤其是面对内地，越来越封闭、区隔、排他，而且会把“香港人”和“中国人”放在对立面，甚至把“香港人”和“英国人”塑造成为共同体。

意识重构，港英高手

从一方面看，这固然是不满现状的主观投射和过度想像；而另一方面，这种意识其实由来已久。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副教授谷淑美曾于2002年撰写的《文化、身份与政治》追溯它的起源，其中一大关键在于港英政府通过对香港社会意识形态的倡导，以及对某些大众媒体的授意和“合谋”，早就对民族主义和殖民主义之间的矛盾进行多次转移，并且渗入一种“都市香港”和“乡土中国”的对立——前者代表发达、开放，后者则是落后、封闭，从而把本地认同和国家认同塑造成为“我类”和“他者”的分野。

除此之外，前述内地学者黎熙元也在《全球性、民族性与本土性——香港学术界的后殖民批评与香港人文化认同的再建构》当中整理了本地不同研究领域的解释：

社会学者郑宏泰从法律身份制度剖析“香港人”和“中国人”的区隔，认为内地政府自1950年代对香港人出入边境及在内地活动设置诸多限制，变相压抑香港人的国家认同，与此同时港英政府推行“香港居民身份制度”，以“香港居民”为基础界定在港享有的权利和履行的义务，不但形塑了以“香港人”为本位的“居民身份认同”，也直接导致“香港人”把“中国人”从“国民身份认同”当中区分开来——特殊的“居民制度”被沿用至今，加上被默许的“双重国籍”，使得香港人的“中国公民”身份更加混乱。

政治学者刘兆佳则从香港与内地的各种现实差异进行分析，包括社会制度（社会主义VS资本主义）、发展方向（向内VS向外）、管治方式（人治VS法治）、发达程度（贫穷VS富裕）等等，都令部份香港人产生对中国人的政治离心倾向，也直接增强本地意识。

不过，更多学者把问题指向港英的“疏离子民教育”和“优越意识建构”，尤其是一些人所称颂的“英女王从来没有要求我们爱英国、唱国歌、懂国情”之公民教育，表面上没有强加灌输某种意识，实际上却植入无民族、无国家、无自我的观念......（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