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女王与香港人．三｜为什么相信“英国恩赐”的香港故事？
“感谢你将香港从贫困渔村变成国际城市”、“英女王从来没有要求我们爱英国、唱国歌、懂国情”、“感谢英国在多场战争中对香港不离不弃”......英国驻港总领事馆外悼念英女王伊利沙伯二世（Queen Elizabeth II）的鲜花堆中，有很多写有这类感谢字句的心意卡，有的感念致哀，有的怀旧伤今，也有的令人摸不著头脑——把香港的成就归功于英殖的恩赐，对侵略的剥削和伤害却是不以为然，甚至未能掌握一些基本历史事实——这种独特的时代记忆、复杂的殖民情感、虚无的历史意识，正是当下不少“香港人”仍然走不出“我是谁”的身份认同困境的写照。
“英女王与香港人”系列六之三
有了英国管治和女王庇佑
才会有香港的发达和先进？
香港近代主要发生过三场战役，但实在难言“英军对港不离不弃”。
第一场，是1839年的鸦片战争前哨战，清廷钦差大臣林则徐虎门销烟，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率军队集结在尖沙咀附近海面发动攻击，及后虽被清军击退，但在1841年1月突然攻占沙角砲台，再侵占香港全岛——这比不平等的《南京条约》强迫割让香港岛还要早一年半；第二场，是1899年4月的新界六日战，港英政府按另一不平等的《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接管新界，引发村民誓死抵抗，数百英军伤亡，结果促使当局让步，愿意保留新界传统习俗及乡民土地权益，为今天的土地问题留下隐患；第三场，是1941年12月18日的香港保卫战，时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日军登陆香港岛后，驻港英军及华人军团等香港守军顽抗18天，总督杨慕琦于圣诞节投降，日军自始占领香港三年零八个月。
从侵略、对峙到投降，英军对港所作所为见仁见智；但如果这样的历史事实，都能够被记忆成为“英国在多场战争中对香港不离不弃”，那么对于一些人把香港成就归功于英殖恩赐，不但对侵略伤害不以为然，而且甘愿矮化自我贡献，那就不足为奇了。问题是，这种独特的时代记忆、复杂的殖民情感和虚无的历史意识，到底是怎样形成的？
彭督叙述改变历史根本
一切发展只从英殖开始？
“在香港，我们建立了一个忠于我们的政治价值观的管治制度......我们为香港社会、法律和经济所建立的价值观和所施行的政策，让香港人有机会充份发挥他们冲天的干劲和杰出的才华，在一个公平公正、人人守法、秩序井然的社会里努力向上，尽展所长，求取佳绩。”末代港督彭定康在1996年施政报告《过渡中的香港》中，如此解释港英政府对于香港迈向现代化、都市化、民主化的管理贡献——它乍听之下似乎不无道理，并在往后的20多年来主导了香港发展叙述，直到今天仍然影响著一部份香港市民，像那些为了香港成就而向伊利沙伯二世致以万分谢意的人们，深深相信这样一个“饮水思源”的香港故事：有了英国管治，有了女王庇佑，才有发达先进和自由开放的黄金时代。
不过，其实早在香港回归之年，已有不少学者驳斥彭定康叙述。例如著有《四代香港人》的香港教育大学副校长（研究与发展）吕大乐指出三点：首先，香港的社会环境并非源于殖民统治或恩赐，而是基于不同社会形势，由香港市民推动而成；其次，香港的经济成就和自由生活也不是港英政府的规划或设计，而是港人擅于钻营、不断拓展的成果；最后，也即最重要的一点，英殖后期的政策改变是港英政府为势所迫，但即使他们已经顺应民意、改良政策、改善民生，也不可能改变殖民主义的霸权实质和非正义性。
同年，文化研究学者罗永生也批评，港英政府是“以管理主义转化殖民主义”。他认为，社会学家金耀基所归纳的殖民管治制度“行政吸纳政治”——在行政体系当中设置咨询架构吸纳民间政治力量，以及社会研究学者刘兆佳所总结的香港社会特性“功利家庭主义”——为了维护家庭利益而绝少参与政治事务，这两套说法都为港英殖民政府的专制统治和管治伎俩提供了辩解的理据，使之得以在全球迈向非殖民化的大潮之下，继续以一个“开明政府”的面目出现，并且看似致力符合香港都市的社会性质。
歌颂观罪咎观相互交织
英国权术计算都被忽视？
“殖民时期殖民地自身的历史被殖民者刻意扭曲和删改，从而达到经济文化侵略的目的，而殖民地为了保持自己身份的独立，必须对抗被歪曲的历史叙述，并通过重构历史获得一个共同的精神家园。”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教授黎熙元早于2005年在内地一级专业学术期刊《社会学研究》发表学术评论文章〈全球性、民族性与本土性——香港学术界的后殖民批评与香港人文化认同的再建构〉，提出应该正确认识及重新叙述香港历史，才可借此反映历史、铺陈问题、反思身份、重构认同；然而，从“香港故事”的历史叙述来看，起码在回归之前主要都是从港英政府的视角出发，也就无可避免地被英国殖民主义左右，导致香港人与香港历史和城市发展的关系只能从英殖统治开始。
“香港故事”的叙述之争延续到了回归之后，社会主流至少存在三种“殖民观”。著有《我要的香港》及《我们的香港》等书作的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副教授严飞于2013年6月在中文大学期刊《二十一世纪》发表的〈殖民管治香港的要义——评管治香港〉解释：
一种正是上述的“歌颂观”，认为香港繁荣稳定的国际化地位得益于英殖建立的制度性遗传，而港英政府的德政与文明也为香港创造了童话般的美丽新世界，所以不时陷入缅怀英殖的黄金岁月之中，也经常借以表达对特区政府的不满和失落；一种则是“罪咎观”，认为英殖统治是一重枷锁，奴化了香港人的本土精神，扭曲了香港人的国族认同，榨取了香港人的物质资源，因此愤恨西方文化的侵袭、主张爱国主义的救赎；还有另外一种是“中立观”，尝试在上述两种极端当中寻找批判性的反思，既不过份强调英殖侵略色彩，也不盲目推崇美化港英施政，而是选择正视历史，一方面客观肯定英国政权的管治智慧和治理成效，另一方面理性追溯殖民政策背后的权术与目的。
麦理浩改革也是政治盘算
香港人何须矮化自身贡献？
所谓的“英国政权管治智慧”，正正就是彭定康叙述的“香港故事”得以发酵至今的基础。严飞指出，英国殖民政策有别于欧洲其他国家，既不会希望永久驻扎当地，也不会采取高压措施，而是会在适当时间以适当方式交还主权和治权，所以向来以一种“过客”心态管理海外领地，注重有效的管治权术和政策谋略，包括参照英国政府模式建立殖民政府架构、完整移植英国本土政治体制和法律体系、推行福利措施降低人民发生暴动、扶持英资财团壮大断垄势力，才能够维持社会稳定，继而在最大程度上掠夺资源。
也就是说，一切统治方略全都经过精心的政治计算。以香港为例，就算是至今仍然深入民心的1970年代“麦理浩改革”，同样离不开英国政府的如意算盘。
在麦理浩改革之前20年，即1950年代，即使经过100多年英殖管治，香港仍然被视为穷酸破败的贫民城市，依赖少量转口贸易、缺乏现代工业生产、经济水平落后上海广州。一般相信，由于及后爆发左派人士主导的“六七暴动”，而民族主义、反殖意识也相继擡头，港英政府不得不改变管治策略，整治贪官污吏、注重社区建设、大举兴建公屋、推行民生福利、改善生活质素、提高人民权利、调节劳资纠纷......借此消弭与香港市民的距离，著力培养“香港人”的本位意识。这样一段经历，成功为香港日后的经济腾飞和文化启蒙创造有利条件，也造就了麦理浩成为港人爱戴和称颂的“港英善治”代表。
不过，香港政治学者李彭广在2012年的著作《管治香港：英国解密档案的启示》中指出，他从英国解密档案发现，殖民政府锐意推进社会改革和经济进步的背后，真正目的是为英国政府创造与中国政府谈判香港前途的筹码。简单来说，港英在短期之内致力推进香港发展，使得人们生活水平大幅抛离中国内地，就可以此突出英殖香港的制度优势，从而为英国创造讨价还价的谈判目标，直接影响中国政府的谈判取态。也就是说，总督麦理浩来港并不是要化解社会危机，而是基于英国外交政治考虑作出长远战略部署，打造香港成为模范城市、凝聚普罗大众对英殖好感，为英国创造最佳谈判资本。
只是，对于部份香港市民来说，无论港英改革背后出于任何私利，似乎都不太重要，只要他们能够从中获益，就可“不计前嫌”。先不为这种“宽容”作出任何道德判断，但它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矮化了香港市民之于香港腾飞的努力贡献，并且在不知不觉当中产生把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对立起来的矛盾转移，形成了要与中国内地保持区隔的本地意识——直到今天，“香港人”对于“我是谁”的问题，仍然说不清道不明......（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