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止人口贩运．一｜全球人口贩运和卖淫一样盛行 香港也不例外
东南亚多国经济产业园区人口贩卖案件骇人听闻，来自内地、台湾及香港的受害人，被诱骗至柬埔寨、缅甸及泰国等地，后遭转卖、毒打、禁锢、性侵，直到骗取足够“赎金”才获释放。事件引人关注香港是否成为人口贩卖的缺口，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上月底（8月26日）见传媒时，强调香港从来不是人口贩运案件的出发地、中转地和终点地，又指目前有50多种相关罪行分布不同法例中，足以打击人口犯罪行为。不过，香港大学法律学院首席讲师、香港守护尊严中心创办人何珮芝律师认为，香港人口贩卖问题由来已久，零散法例不足以针对犯罪现况，不但未能因应罪行严重性追究责任，而且不利于执法人员调查、搜证和检控；她建议特区政府制定专法处理。现行法律到底存在什么局限？香港又需要一条怎样的人口贩运法例？
香港没有人口贩运问题？
“香港没有人口贩运问题，现有五十多条法例。”面对政府的回应，何珮芝接受《香港01》专访时不掩恼火，“这句话我已经听过上百次，政府基本上年年都说，如果你搜索‘人口贩运’，政府的每一个新闻公告（statement）都这样说，无论是邓炳强，再之前的（官员）都是这样说，每届政府都说一遍。他们觉得没有人口贩运这个问题。”
何珮芝本身也是专门从事公共利益法律事务的律师，关注人口贩运问题多年，并支援受害者维护权益。每每发生人口贩运案，都看到她出席记者会，接受采访的身影。
她以往支援的受害者，多是来自东南亚、南亚等外籍人士，他们被贩卖至本港后，被劳动剥削或被迫卖淫，但案件并未受到社会关注。直至近月，柬埔寨、缅甸等地的人口贩卖案件接连曝光，受害者遍布内地、台湾和香港，这个老生常谈的问题才正式出现在公众视野。“有一个不幸的事实是，人口贩运在香港，一直存在。”何珮芝回顾起本港人口贩卖的历史，从“妹仔”制度，到回归后的外佣，谈到当下的东南亚人口贩卖案。
美国国务院发表的《2022年美国贩运人口报告》支持何珮芝的说法。报告连续三年将香港列入“第二级别监察名单”（Tier 2 Watch List），与印尼同级，仅次于阿富汗和柬埔寨，并且批评本港并未完全达到消除贩运人口的最低标准，即未有就贩运行为颁布独立法例、将其定作刑事罪行，既难以对焦执法惩治犯罪人士，又难以准确识别受害人士。
不过，特区政府强烈反对有关评级，认为相关名单欠缺实据、并不公平。港府当时的回应和是次东南亚人口贩卖案如出一辙：首先，香港的贩运人口现象“从来不是普遍存在”，目前没有迹象显示香港是贩运的“目的地或中转站”；其次，香港现时有逾50条针对各种贩运行为的法律条文，与其他具单一人口贩运法例的地方相比，并无不足。
根据特区政府2014年10月23日回应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清单，2009年至2013年间，警方破获贩运人口案件介乎2宗至7宗。《香港01》早前向保安局查询近10年贩运人口案件数目和受害人数（见上表），当局则提供引入“贩运人口受害人识别机制”后的审核次数和受害人数，后者从2018年的高位18人减少至去年的1人。
显然易见，何珮芝与港府的看法并不一致——她认为香港普遍存在人口贩运，而现行法例不足以应对，但当局矢口否认问题的普遍性和严重性，且相信相关法律已经足够。
“所有的现代（modern）政府都会承认问题存在。”何珮芝反驳指出，“我两年做了一个研究，全世界的领导人都说‘我们国家存在人口贩卖问题’，是所有国家！包括英国、美国、欧洲，不是说穷的国家，而是发达国家，都说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我们需要解决。澳大利亚、纽西兰都这样说。所以我们完全不应该说‘（人口贩卖问题）与我无关’。人口贩运与贩卖和卖淫一样盛行，没有一个国家会跳出来，说我们没有贩卖和卖淫问题。是地方就有，就是这样一个（普遍）的问题。”
人口贩运和卖淫一样盛行
“如果你说，‘香港没有这些犯罪活动，所以我们不用立法’，那很合理。”但何珮芝表示，贩毒、卖淫、走私、军火买卖、人口贩卖等犯罪活动本就关系匪浅，“几年前，警方联合打击贩运濒临绝种动物，走私象牙、鱼翅交易，将相关法例纳入《有组织及严重罪行》（OSCO）；香港同时也是一个‘毒品枢纽’，又曾发现在船上有军火交易。如果说，‘这些罪案香港都曾发生，唯独没有人口贩运问题’，这是不合逻辑的”。
据何珮芝观察，港府近年唯一一次承认香港存在人口贩运问题，是在2020年的7月及8月期间，香港警方与广东省公安厅及海警局联合进行的“箭云”行动。该行动切实打击“贩运人口”集团的犯罪行为，事后又以涉嫌“安排未获授权进境者前来香港的旅程”和“依靠他人卖淫的收入维生”等罪拘捕集团主脑和14名骨干成员，26名助手，以及63名非法入境者或黑工；当中部份人有黑帮背景，行动另检获17艘快艇及三辆私家车。
除此以外，警方没再公布“贩运人口”案件，但毒品贩运、走私罪行却屡见不鲜。据扑灭罪行委员会2020年报告书和警方数据，贩毒、制造和藏有危险药物案，在2011至2013年一直徘徊在二千宗以上，后有回落趋势，但自2020年新冠疫情以来，又飙升至1149宗；海上走私案件同样在疫情期间大幅上升，由2019年19宗升至2020年41宗，到2021年首8个月已有38宗。这也难怪，坊间质疑当局的人口贩运数字未能反映实况，甚至担心假如港府未有重视问题，也就不会投放资源侦查，那又谈何公布实际受害数字？
何珮芝笑言，“当时看（“箭云”）记者会，我‘跌眼镜’，因为是唯一次‘打撃人口贩卖’行动，但要内地政府引导去做。”她不能理解为何特区政府一直否认问题存在。
反观珠江口对岸的澳门，《打击贩卖人口犯罪》早于2008年生效。当时警方确定贩卖人口个案有17宗，其后峰值达到2013年的33宗，自2014年起一直维持在5宗以下。相较当年，尽管香港警方破获的人口贩卖案件不及澳门，但显然未能称之为“没有问题”。
翻查应对人口贩运的国际权威文件《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关于预防、禁止和惩治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的补充议定书》(《巴勒莫议定书》），“人口贩运”的国际公认定义是指为剥削目的而通过暴力威胁或使用暴力手段，或通过其他形式的胁迫，通过诱拐、欺诈、欺骗、滥用权力或滥用脆弱境况，或通过授受酬金或利益取得对另一人有控制权的某人的同意等手段招募、运送、转移、窝藏或接收人员。
《巴勒莫议定书》又列明，其宗旨是要“预防和打击贩运人口，特别是贩运妇女和儿童”，并要求缔约国制定综合政策、方案和其他措施。全球共有173个国家签署，值得一提的是，作为缔约国的中国于2010年签署时，特别声明公约暂不适用于香港但适用于澳门。何珮芝对此不明所以，坊间则估计是澳门早已通过立法《打击贩卖人口犯罪》。
但在香港特区政府官员看来，公约不适用于香港亦无妨当局打击贩运人口罪行。前政务司司长张健宗在回应《2019年美国贩运人口报告》时，就指出现有50多条法例已涵盖及有效禁止《巴勒莫议定书》内所界定属于贩运人口的行为，而执法机构也可因应个别案件情况和证据，运用不同法例授予的权力和所订明的罪行进行调查、执法及检控。
要验证特区政府是否拥有足够法例处理人口贩卖，主要可从两方面进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