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区议会．五】 条例列明职能：不应讨论政治议题
2019年反修例风波过后，中央政府祭出重磅的《港区国安法》，特区政府因而提出《2021年公职（参选及任职）（杂项修订）条例草案》，当中要求包括区议员在内的公职人员必须宣誓拥护《基本法》及效忠香港特区，预计下月中旬恢复二读。
在高度政治化的香港，不少人认为此举旨在打压乘反修例之势全面翻盘的民主派区议员，有人甚至坚拒宣誓毅然辞职。这着实耐人深省，作为肩负社区治理重担的一员，究竟是政治表态重要，还是民生实践重要？至于掌握“生杀大权”的特区政府，主宰区议员命运之时，究竟应该以政治立场“一刀切”，还是实事求是地容许更多“爱国能者”参与社区治理的工作？
《香港01》就此专访四位政治光谱截然不同的区议员，看看他们历经多次政治震荡，对“社区治理”有何反思。
反思社区治理系列报道六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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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修例运动所带动的政治氛围不仅造成社会撕裂，也令专责“由下而上”反映市民意见的区议会渐渐失去原有功能。建制派及政府将矛头直指民主派区议员，认为他们经常在议会上越级讨论政治议题，令议会难以讨论民生议题；民主派则怪罪于建制派及政府，指他们对民主派带有偏见，令民主派无法顺畅地执行职务。事实上，今届区议会不寻常的状况乃三方共同造成，无一方可推卸责任。
确实，作为一名议员和从政者，总不可能摒弃自己的政见，就如张景勋及叶梓杰所言，每人各有从政理念，区议会绝不可能完全“去政治化”。但根据《区议会条例》第61条，区议会的职能只限于处理区内福利、公共设施与服务、地区工程与社区活动，以及地区发展计划，即使民主派区议员满有抱负，但依然须遵守法例赋予议员及议会的权责。
政贤力量主席苏祉祺接受《香港01》访问时表示，虽然每人都会有自己的政见，“若没有的话是不正常”，但这是个人的想法，以区议会的公共平台作政治表态，无疑超越了区议会的功能，“若平常在活动中说服街坊、选民支持自己的政治理念，是没有问题的。只要他们不使用公共平台作政治表决，不冲击区议会的正常运作就可以。”若民主派议员在区议会上继续使用原有的“抗争方式”，无视区议会规条，只会增加政府对区议会的不信任，更难接纳由民主派议员提出的建议。
去除黄蓝偏见力求合作
在今届区议会中，“黄”、“蓝”之间的冲突愈发明显，即使民主派议员讨论区内的民生议题，有建制派议员也会提出质疑。不只建制派，政府部门亦然，历届区议会鲜有出现的官员离场事件，竟在短短一年内发生超过40次以上，其后政府亦更改内部指引，列明官员可以不出席越权的议程。但何谓“越权议程”，则由政府部门单方面决定。因此，若区议员提出全港性议题，即使内容包括不少区内事务，官员也可以直接拒绝出席会议。
苏祉祺表示，这个现象源于区议会多次在会议上讨论不符合区议会职能的内容，令议员与政府人员间的互信程度下降，甚至完全失去信任，“但我觉得，如果区议会是在讨论职能以内的事，他们离场是绝对不应该的。”
苏祉祺亦坦言，区议会在这个情况下难以运作，令区议会失去应有的行政支援，严重影响香港地区治理。他认为，区议员应专注讨论区内事务，若要讨论全港性议题，也应将范围缩至当区事务，例如区议员若希望讨论失业问题，可以将角度转移至区内的失业人口。因为民政事务专员受职权限制，无法处理全港性议题，将范围缩小，可令专员容易处理。
民主派区议员有责任调整议事内容的同时，建制派及政府亦应该改变他们对民主派议员的态度。民主派议员同样希望能够透过区议会反映居民的诉求，当中并非每人都着重于表达政治理念。
同为代议士，民主派及建制派议员应有适量的沟通和合作，在民生议题上达成共识。政府亦要放下对民主派议员的成见，认真从议员的口中了解市民的需要，修补与市民沟通的断层，方有利于地区管治。
政府应先妥善收集民意
区议会是政府与市民之间的沟通桥梁，虽然现时区议会“泛政治化”及出现议员政见冲突的问题，确实破坏了市民与政府间的沟通，但归根究柢，也是因为政府无法妥善收集民意，甚至在地区政策施行前未有咨询区议会，才令市民对政府产生诸多不满，须借由选举投票作政治表态。
苏祉祺向记者坦言，香港回归二十多年来，政府在收集民意这方面做得极度不足，“在上传民意、下达施政理念时做得不畅顺，就会造成误解、矛盾。”他表示，每次有大型公共政策推出后，都会有很多市民反对政策，证明政府没有做好咨询工作。
苏祉祺指出，要了解民意，并非只做民意调查便足够，而是要好好利用地区组织、区议会等渠道探测民意，“听完后未必百分百可以做到，但起码可以知道诉求是什么、需要做什么，即使做不到，也应该向市民解释清楚。”但政府却很少为自己无法顺应民意作出解释，为此，苏祉祺认为政府多年来的表现都是“不合格”。
咨询委员会人手不足
其实，政府在地区层面有各种咨询委员会，但苏祉祺指出，这些咨询委员会最大问题是人手不足，“一个人要开七八个咨询会”，令他们没办法身兼多职，“为什么不可以有更多的贤能之士，有不同年龄层、阶层的人加入这些委员会？”他表示，大多数咨询都流于形式，未能在政策制订前与市民取得共识。“政府应广纳人才，尤其是年轻人，他们会上街是因为没有方法表达诉求。”苏祉祺认为，年轻人有建设性思维，可为地区治理尽一分力。
政府在抱怨区议会经常越权、影响地区治理的同时，其实应自省有没有用心听取各区议会的意见，先收集民意，再制订政策。在社会气氛低迷的时候，政府及区议会都应“还原基本步”，从地区治理开始，重获香港市民的信任。民主派去年底召开记者会，列举官员离场次数及被指越权的议程等数据。
上文节录自第262期《香港01》周报（2021年4月26日）《反思社区治理— 香港需要怎样的区议会》。如欲阅读全文请按此试阅周报电子刊，浏览更多深度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