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区议会．一】公民党麦梓健：建制派做了些什么？
2019年反修例风波过后，中央政府祭出重磅的《港区国安法》，特区政府因而提出《2021年公职（参选及任职）（杂项修订）条例草案》，当中要求包括区议员在内的公职人员必须宣誓拥护《基本法》及效忠香港特区，预计下月中旬恢复二读。
在高度政治化的香港，不少人认为此举旨在打压乘反修例之势全面翻盘的民主派区议员，有人甚至坚拒宣誓毅然辞职。这着实耐人深省，作为肩负社区治理重担的一员，究竟是政治表态重要，还是民生实践重要？至于掌握“生杀大权”的特区政府，主宰区议员命运之时，究竟应该以政治立场“一刀切”，还是实事求是地容许更多“爱国能者”参与社区治理的工作？
《香港01》就此专访四位政治光谱截然不同的区议员，看看他们历经多次政治震荡，对“社区治理”有何反思。
反思社区治理系列报道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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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落区是2016年，当时还是公民党的实习生，是跟AY（杨岳桥）落区，一直都在跟不同的议题，与街坊培养了差不多五年感情，街坊也希望我能够参选。”记者问沙田区穗禾区议员兼公民党成员麦梓健是否因为政治原因才能够当选，他表示“一半一半”，称政治取态并非他胜选的所有原因。建制派在2019年的区议会选举中大败，部份人推诿政治因素，认为选民以投票作政治表态，这对他们而言“不公平”，事实上，有这个结果的并不只是单一原因。
麦梓健参选区议会，除了希望能以地区工作作基础，与政权“抗衡”外，也对改善民生有一定期望，“作为一个从政的人，你会期望能够为议会带来改变，例如我进入议会可改善交通问题，也可能改善地区屋苑的问题。”虽然麦梓健有既定政治立场，但最终进入议会后想改变的，主要是民生问题。
穗禾区由1994至2019年均由建制派区议员当选，其中有两届为自动当选。麦梓健表示，在建制派“把持”的二十多年来，市民对于区内事务往往是不知情，每每在一些地区议案生效后才“恍然大悟”。他批评建制派未能为这个社区“做些什么”，“贴地一点说交通问题，英基（区内国际学校，1985年迁入火炭）的塞车问题到现时仍未解决。”他又认为，做政治工作的“timing”（时间）很重要，交通问题应由该区开始规划时、兴建各式各样的楼宇前就想好，到他当选时，区内一切已成定局，难以在短时间内解决问题。
区议会是让政府可以“接地气”的桥梁，居民在一般情况下也只能透过区议会发声，若区议员多年来未能够有效地向区议会表达诉求，在民怨四起之时被淘汰，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麦梓健认为，区议员的职责除了在议会上讨论地区事务，也应该思考如何连结区内居民。即使在区议会讨论政治议题的空间愈来愈少，但居民依然期望区议员可以为他们带来改变，“虽然在政治层面上，区议会受到束缚，但在民生层面上（我们）仍会尽力做。他们（居民）都见到一些改变，我们也令他们多关心社区一点。”
麦梓健表示，在任一年多以来，看到街坊开始有转变，会自发地在社交平台上开群组、举办活动等。疫情令他与居民的接触减少，只能限于网上互动，但居民依然热情未减，主动在WhatsApp群组讨论区内事务，不再像以前那样“各家自扫门前雪”。不少区议员的宣传口号会出现“凝聚社区”等字眼，但要联系成千上万的居民，又谈何容易？这并非只靠“蛇斋饼粽”可达到的。
区议会由建制派转为民主派主导后，政府对于区议会的态度愈趋冷淡。麦梓健对议会工作的期望就在政府对区议员的不信任下被瓦解，“觉得政府不太想配合，例如一些交通议题，我‘耡’了他们很久都不做。”他指交通问题在区内已酝酿多年，但政府却“不揪不睬”。被问到政府是否因政见问题而不愿配合，麦梓健称去届由建制派主导的区议会甚至有空间讨论《逃犯条例》，但这届不同，“我们很关注‘警暴’，也很关注民生议题，但他们不与我们讨论，所以我觉得是政见问题。”
讨论民生议题 官员亦离场
其实，区议会原本的性质并非以讨论政治议题为主，但政府应保留区议会讨论民生议题的空间。即使区议员与政府的政见不尽相同，但同样为从政者，目标应一致—都是为改善市民生活。
另外，今年区议会出现过去少有的现象—政府官员拉队离场。统计资料显示，至去年11月为止，民政事务处官员在区议会会议中途离场的次数高达40次以上，单在中西区议会已达十数次。据民政处官员解释，离场理由是区议会讨论事务不符合区议会职能。麦梓健指出，他们曾于区议会上讨论福利政策、强积金计划及民政咨询服务事宜，民政处拒绝提供秘书服务，政府官员亦不出席会议。虽说福利政策及强积金为全港性事务，并不包括在区议会职能之中，但当中有议题与沙田区内事务有关，如能否在马鞍山开设福利办事处、沙田区民政咨询中心事宜等，都一律被拒绝讨论。
民政处官员离场代表会议将没有秘书，无法撰写会议纪录，“我们一直都觉得会议纪录很重要，因为要让沙田区居民知道我们在跟进一些事。（下一次会议）我们可以追回政府还没有跟进的事，是一个给予不同部门参阅的文件。”麦梓健指出，没有政府官员出席对区议会影响颇大，“变成自己跟自己开会，没有官员可以质询，这个会议还有什么意义？”他希望居民在区内议题上不再是“后知后觉”，可多些参与政策制定，但首要问题是居民必须拥有知情权。
上文节录自第262期《香港01》周报（2021年4月26日）《反思社区治理— 香港需要怎样的区议会》。如欲阅读全文请按此试阅周报电子刊，浏览更多深度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