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不足・下】雇用状况恶化 港府亲手埋下计时炸弹
政府统计处上月中公布的经济数据显示，第三季失业率经调整后录得6.4%，就业不足比率达3.8%，创自2003年非典型肺炎疫情（SARS，俗称“沙士”）以来的新高，当中建造业的就业不足率高达8.3%，零售、住宿及膳食服务也有6.3%。职工盟主席吴敏儿指出，当下香港对于就业不足人士所处困境认识不足、支援欠奉，她认为以保障劳工为目的的“保就业计划”实则正在加剧就业不足，而今年已是香港雇佣状况最差的一年。然而，港府究竟有无看出其中隐患，著手解决问题？
缺乏劳工保障埋下隐患
除保就业计划外，就业不足人士可申请失业综援或雇员再培训局的“‘特别•爱增值’计划2”，以获得政府资助。但在吴敏儿看来，这两项政策作用有限，远远未能纾解失业或就业不足人士及其家庭所面临的困苦。
6月以来，陈女士时常做些散工补贴家用。家中长子因疫情被迫放无薪假，开工不足；次子今年刚毕业，还未找到工作。但当问及有无考虑申请失业综援时，陈女士表示从未想过。“我有手有脚，年龄也不大，为什么要靠政府养活呢？”她说。
“靠政府养活”仍然是港人对于综援的主流看法，吴敏儿说，有此种看法的工友其实将自己“摆低咗”，“你去申请也未必申请得到。”
尽管因疫情影响经济，政府为收入下降、不能满足基本生活需要人士提供“失业支援计划”，将资产上限放宽一倍，并计划延长至明年5月31日；然而，失业综援的作用有限，可以从数字中看出端倪：根据政府统计处公布的数字，今年7至9月失业人数高达25.9万，但在社会福利署公布数字中，9月因失业领取综援的个案仅1.9万宗。
“罗致光讲话不负责任。问他失业怎么办，他说去拿综援啊，好像打下手指模就可以拿到一样。”然而，职工盟于10月进行调查，并收到281份问卷，受访行业主要来自航空、旅游、运输、美容等受疫情影响较为严重的行业。结果显示，有62.6%受访者表示有需要申请综援，但大部份人申请过程并不顺利。在有意申请的受访者中，有超过六成半指个人或家人资产不符合资格。
吴敏儿批评，香港综援制度多年未有检讨，未能适应时代变迁，在这次疫情中更暴露诸多弊病，使真正需要帮助的人无法获得支援。“根本就是失去了保护伞的功能，不能称之为‘安全网’。”她说。
此外，吴敏儿亦提到，雇员再培训局提供的“‘特别•爱增值’计划2”已经增加名额，目的在于帮助工友提升就业竞争力，拓宽就业范围。然而，受限于培训机构、场地及项目的数量，对于目前大量的失业人士而言，仍然远远不够。
“政府现在无论说什么我都没什么信心，也不会去听。”陈女士的话反映出当下不少港人的心声。香港民意研究所最新统计数据显示，10月19至22日的调查中，有68.6%的受访者表示对特区政府不满意，62.2%表示对政府改善民生措施不满意，61.3%对特区政府不信任。
“这为社会动荡埋下隐患。”吴敏儿说，她认为香港政府亟需从失业和就业不足的数字中看到危机，着手解决问题。有学者估计，由于第一期保就业计划在8月份结束，部份雇主不再继续申请第二期计划，很可能计划裁员或结业，因此失业率在10月及11月可能会继续上升，突破7%。
“失业和就业不足不仅仅是数字，更反映出人们的生存状况。”吴敏儿说，“现在因限聚令让市民不敢上街游行示威，如果大家都没饭可开了，还会害怕告票的问题吗？”
“政府必须检讨，要去思考在民生措施方面如何回应市民的需求。”吴敏儿严词警告，“否则，就等同于迫市民上街。”她进一步解释，如果政府无能力解决失业与就业不足造成的困境，就不能避免遭受层层剥削的打工仔和政府对着干。“就算他们没有走上街头，也会样样事情都责怪政府，心里种下埋怨的种子。”—民怨正是这样点滴积累而来。
吴敏儿以“六七暴动”为例，强调民怨积累必然会引发社会动荡。而在“六七暴动”翌年，港英政府订立《雇佣条例》保障劳工权益，同时推出一系列保障民生的措施，以维护社会稳定。以史为鉴，她认为眼下的失业、就业不足、劳工缺乏保障等问题，都如同一个计时炸弹，有可能会让社会更加动荡不安：“是不是真的要迫到这些没饭开的工人全部都走上街头宣泄不满后，政府才愿意做事呢？”她批评道。
吴敏儿指出，在疫情和经济制度的共同作用下，今年无疑是社会保障与劳工状况最差最恶劣的一年—雇主最大限度地剥削员工，而且可以用经济差而合理之。政府仍以种种借口推诿责任，这分明是助纣为虐。
“为什么不尽快成立失业援助金？”这是职工盟一问再问的问题。早在今年4月，职工盟就提出为应对日益严峻的失业问题，政府应为受疫情影响而失业、开工不足、放无薪假，或因强制检疫而不获支薪的雇员或自雇人士提供临时失业援助，并以现金形式发放，津贴额为损失收入的80%，上限为16,000元，领取期限初步为六个月或180日。“如果3、4月成立的话，现在10月就已经可以用了。”
港府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对于社会上广泛要求成立失业援助金的呼声，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致光反复重申，本港难以设立失业援助金，原因是仍需很长时间才能恢复全民就业水平，恐怕“临时”失业援助金最终不断延长。他又表示，政府既无类似外国社会失业保险的制度，同时有约四成雇员没有详细报税资料，建立制度不仅成本高昂，还需要近18个月。
吴敏儿质疑，“经常说有很多行政手续、缺乏资料、要电子化，但其实只用100亿至200亿元就可以成立失业援助金的第一步。我相信如果成立到，这个城市的怨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改善。但你不愿做，不断地与民为敌，大家的愤怒只会有增无减。到底想不想解决呢？这个问题就要问政府了。”
除了失业援助金之外，就保就业方面，职工盟亦有其他政策建议。例如政府应开设五万个为期六个月的临时职位，包括清洁、住宅楼宇维修和保养，以及环保等范畴。吴敏儿分析，当下建筑行业就业不足率高达8.3%，反映有建筑需要的行业工作量匮乏。政府可以借此机会开展更新楼宇工程，在增加建筑行业就业岗位的同时，翻新老旧公共屋邨，解决民生问题。
另外，吴敏儿认为应调整整体外判合约、承包商合约。她举例，部份工种如清洁、保安往往实行12小时工作制。吴敏儿建议将之改为8小时工作制，薪水保持不变，使原本的24小时两班次改为三班次，就能够创造出一批工作岗位，增加聘用人手。“全港最大的外判使用者就是香港政府，所以创造这些就业岗位都是力所能及的事情，没有借口不做。”
吴敏儿建议，政府需积极思考如何透过现有不同种类的服务机构，开展符合失业及就业不足人士所需的服务。例如，资助地区机构开展同区域内就业互相配对。“总有公司要请人，总有工友想揾工。这些工作可以分地区去做，这是政府能力范围之内可做的事。”政府亦需重视职业培训，帮助有需要的人士尽快投入专职培训。“可以通过和专业机构合作，提供场所、行政及资源方面的配套，支援协助就业的课程。”
明明有许多事情可以做，为什么不去落实？吴敏儿一针见血地指出，政府非不能也，是不为也。“香港加入国际劳工公约这么多年，说要改善工会权利，其实政府做得非常有限。”她指出，政府不愿作为的背后或因政治考量—担忧如果赋权工会，令工人集结稳健力量，可能影响政权的稳定性。“这是一个中国的历史性问题。”她说，“可悲之处在于，如果打工仔的基本权利都被视作敌对的种子，又谈何改善呢？”
在这样的现实状况下，职工盟无奈呼吁工友自救，“要不断为自己增值，以适应这个时代。”吴敏儿说。
打工仔仍要靠自己增值
在接触的个案中，她发现积极自救的工友在雇佣世界里的工作板块是处于流动状态的。有人原本做清洁，之后又去开小巴或的士；许多空中服务员为谋后路，上咖啡班、插花班学习，或准备网上做生意；亦有大批开工不足人士去做外卖员等。“许多因失业或开工不足来求助的工友都表示，后悔自己过去眼界过于局限，仅仅停留在一个行业里。”
此外，吴敏儿建议前线打工仔要有危机意识，多了解外界乃至国际环境正在发生什么变化。
“以港龙为例，员工应该意识到，疫情影响下，全球旅游业、航空业都已崩溃，相关产业也几乎冻结，国与国之间的屏障短时间内无法恢复正常。如果有了这样的认知，就能看出雇主和政府一直在淡化问题，而放这么久的无薪假根本没有必要。”因此，积极获取雇佣就业市场的种种资讯，了解到雇主剥削雇员的诡计，才能对将要到来的风险有充分准备。
“是时候拓宽眼界了。”她说，“尽管我们也不觉得这是一个好的解决方法，但是当你真的一无所有的时候，总要想办法撑下去，这是我们的建议。”
上文节录于第243期《香港01》周报（2020年12月7日）《缺乏关注 保障欠奉 就业不足人士陷水深火热中》。请按此试阅周报电子刊，浏览更多深度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