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业潮重临・二】申请失业综援难 再培训计划又帮到几多？
不同政治阵营的政党、工会和民间组织近月积极提出建议应对今次失业潮，政府现行措施显然并不足够。在最新一份《施政报告》中，当局提出身体健全综援申请人的所有保险计划现金价值豁免计算为资产，为期一年，方便身体健全人士申请综援。失业综援处于综援系统之中，通过入息审查对失业人士而言不成问题，但开支方面的审查仍是一座无形大山。
关注综援低收入联盟组织干事林俊彤不时收到街坊求助，坦言即使放宽领取综援资产上限，仍有大部份人未合资格。现时政府会以入息补助形式为经济有困难人士提供安全网，以应付基本生活需要。如欲申请失业综援，除了每月收入或工时少于社署标准外，亦要符合居港年期要求及通过经济审查（自住物业在首12个月宽限期内获豁免计算为资产），同时参与“自力更生支援计划”，计划包括向受助人提供劳工市场资讯、定期面谈以协助他们订立求职计划、安排工作配对等服务。
在不少个案中，社署职员曾向申请者表示租金昂贵，建议他们搬到租金较低的地方。耐人寻味的是，政府并无就租金公布申请准则：“社署很多时也没有澄清何谓‘便宜’的租金，以油尖旺区为例， 5,000元租金已是常态，有街坊却因租金过高而未能申请综援。政府或有一套标准，却一直没有公开或承认。”据组织的观察，视乎前线职员的判断，4,000多元至5,000元以上租金已有机会不获批，如社署要求搬屋，对本已缺乏积蓄、生活困难的申请人而言是百上加斤，而且搬屋还牵涉缴付按金、上期及更换家私，这不禁令大众质疑，社署是否想帮助这群人。社福团体期望能有一套清晰指引或统一说法，就有关界线进行检讨或讨论，可是标准也一直不存在。
社署回复传媒查询时指出，当局没有订立租金水平作为申请综援的审批准则，但租金却是审批的考虑因素之一，因租金金额是家庭每月开支的一部份，从中可了解个别申请人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如何支付较高租金，会否有其他经济来源等，从而掌握申请人的家庭经济状况，以核实其是否符合领取综援的资格。
除了租金问题外，还有其他一些存在已久的问题：综援申请人如与家人同住，便须以家庭为单位提出申请，不少失业人士因而超过综援资产审查，未能申领综援；亦有不少家庭成员不愿公开自己的月入及资产，令有需要的失业人士错失申请的机会。
再就是污名化问题，社会上普遍戴着“综援养懒人”的有色眼镜，令不少暂时失业、有需要领取福利的人士处境尴尬，不敢寻求保障，“但我们认为这是领取福利，是合理的人权，去保障基本的生活需要。”
综援帮助的是长期有需要的人士，这些人与短期失业援助的援助对象是不一样的，“局长多次提出，失业综援可有效解决失业人士的生活问题，但我们团体认为失业援助和综援是完全不同的。”每人都有机会面对失业，香港需要短期失业援助金之外，长远而言，也要建立社会失业保险制度。
培训计划难解燃眉之急
除综援外，雇员再培训局去年10月推出“特别．爱增值”计划，供去年6月1日或之后失业、开工不足或被雇主要求放无薪假的人士报读两至三个月的综合培训课程，如学员受训期间出席率达八成，每月最高可获4,000元津贴。劳工及福利局年初向雇员再培训基金注资25亿元，增加一万个培训名额，现时计划已推出第二期，并且调升最高津贴额至5,800元。
政府指，“特别．爱增值”计划自推出以来，累计已有超过2.3万人次报读，反应正面；但关注综援低收入联盟却得出不一样的答案。组织就该项计划于4月21至5月7日以网上问卷访问240位因疫情而失业或就业不足的人士，有六成半受访者未曾就读再培训局举办的课程，八成人更未曾听过此计划。而就津贴而言，有八成受访者坦言津贴金额无助摆脱目前困境；逾七成人期望政府环比提供失业援助金支援失业或停薪留职人士。
计划要求失业人士学习及增值技能，但今次大规模失业是整体经济环境受冲击，而非经济结构转型、技能被淘汰等问题所致，学员要完成为期数月的课程，才获发一次性津贴，可课程结束后，市场僧多粥少，期望学以致用根本是缘木求鱼，学员的收入自然也无以为继。
“基层朋友也想学一门手艺，但每月都要负担租金及各种开销，要完成整个课程才得到津贴，根本等不到。”林俊彤补充道，据他所知，有街坊早前中途停课，未能完成课程及按时取得专业资格，以致津贴迟迟未能到手。
政府一直实践“工作福利”（workfare）的理念，沿用“以工代赈”（welfare-to-work）就业福利政策及“就业优先”等支援理念—要工作才有福利，例如在职家庭津贴计划，申请人按每月总工时获得相应的基本津贴金额，而单亲住户的每月总工时可较低，但事实上，单亲家长因照顾家庭每每难以达标。林俊彤举例说，如小朋友发生突发事故，单亲家长根本难以按原来计划上班，要求单亲家长工作方可获得津贴的做法并不人道。
勿因小利而失大义
“福利可维护一个人基本的生存权利，与其他人处于平等位置，若有特殊原因未能工作而不能得到合理待遇，这并不理想。”林俊彤说，政府在推行政策时，应设身处地从不同层面作出考虑，以切合现实。而在是次《施政报告》中，政府只提出在第二期“特别．爱增值”计划完成后，加推一期至明年中，并增加一倍名额，但失业援助却始终未见踪影。
无可否认，港府今年为推出三轮防疫抗疫基金及其他抗疫工作，令本财政年度首六个月录得2,798亿元赤字，库房储备由1.1万多亿骤降至8,805亿元，相当于约13个月政府开支；因此在今次《施政报告》中，未见当局提出大刀阔斧的福利改革。但事实上，八千多亿元的财政储备与其他经济体相比仍是相当充裕，库房财政紧绌未能成为借口。
林俊彤形容，失业援助能提供一个缓冲期，不让失业人士陷入危机，但香港近年达致全民就业水平，即使失业，亦很短暂，令政府及社会各界均忽略了失业的风险。“经济好时不做，因没有失业潮；经济不好又不做，因没有钱，那要什么时候才做？”每当香港遇上失业潮，都没有一个运作已久、有系统的政策如失业保险作缓冲，只用综援制度搭救，很不理想。现在疫情持续恶化，已是最适合探讨失业保险的时机，推出补助金是刻不容缓的。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致光曾以全球没有毋须供款和经济审查的失业援助金为据，否决成立失业援助金。林俊彤指出，香港没有社福团体要求设立不供款、不审查的失业保障制度，但要解燃眉之急，审查需要宽松：“（供款及审查）是自然不过的事，我们希望可透过研究及公开讨论，探讨制度设计如何配合香港社经文化，取得公众共识，而并非像局长那样一句制度不存在，便完全不去研究及商讨。”面对广泛的社会诉求，政府本可进行研究、成立工作小组，可是却迄今没有足够的渠道让大众反映意见，缺乏平等沟通，更未进行咨询，便先入为主地否定建议。
现时较常主张的做法是将钱放进基金池中，由政府、雇员及雇主共同承担风险，或由政府在基金赤字时注资，并设立保障范围、供款百分比、最低供款额、 领取福利期限等。林俊彤认为，政府可按香港的发展需要，改革制度，不愿处理或面对当中的政治风险，只会在日后引发更大问题。
上文刊登于第243期《香港01》周报（2020年12月7日）《申请失业综援面对无形大山》。请按此试阅周报电子刊，浏览更多深度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