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不足・上】缺乏关注 保障欠奉 水深火热中的就业不足人士
“保就业”计划上月底结束，不少企业旋即再推无薪假等节流措施，基层员工势必首当其冲。即使“保就业”推行期间，由于政策漏洞颇多，本来就造成“就业不足”，未有保障基层权益。政府统计处上月中公布的经济数据显示，第三季失业率经调整后录得6.4%，就业不足比率达3.8%，创自2003年非典型肺炎疫情（SARS，俗称“沙士”）以来的新高，当中建造业的就业不足率高达8.3%，零售、住宿及膳食服务也有6.3%。收入减少又未足以申领失业援助金的就业不足人士，到底面临怎样的境况？这些数字说明了什么问题？又为香港敲响什么警钟？
记者与职工盟主席吴敏儿相约上午11时见面。当她风尘仆仆地出现在职工盟的会议室时，手上正拿着还未来得及吃的早餐。正值国泰航空裁员计划公布后翌日（10月22日），整个早上她都在处理相关投诉与查询，“抱歉让你们久等了。”她说。
记者还未就“就业不足”发问，吴敏儿就率先打开话匣，说起港龙停运一事：“许多港龙员工向我们反映，从2月开始放无薪假，直到现在被裁员，大家都被蒙在鼓里。其实，雇主一直在铺排他的计划，但从未向员工交代。反而用另一套话语安抚大家：管理好工作期望，慢慢经济会变好、行业会变好，我们迟点就可以正常开工。”在她看来，这就是疫情与经济颓势中就业不足的打工仔面临的真实状况：被拖延的隐性失业。
什么是就业不足？根据政府统计处的定义，就业不足人口包括统计前七天内在非自愿情况下每周工作少于35小时，而在统计前30天内有寻找更多工作，或即使没有寻找更多工作，但在统计前七天内可担任更多工作的就业人士。在统计前七天内被放无薪假导致工作时数不足35小时或全部时间都在休假的就业人士，亦可被视作就业不足。从这统计方式不难发现，当前香港就业不足率存在被低估的可能—因为，或有部份就业不足人士恰好在统计前七天工时超过35小时。
“可是，未来情况真的会变好吗？”吴敏儿反问。她认为，香港航空业发展面临内忧外患，短时间内根本无法恢复正常。当政府与企业不将真实情况告知前线员工，只是以“无薪假”搪塞，试图“稳定军心”，拖延出更多时间规划重组乃至清洗旧有的雇佣合约；这会导致员工对于就业不足的现状没有充分的认知和准备，在大裁员到来之际，才感到崩溃不堪。
“就业不足”实为隐性失业
“大家没有这个意识，就觉得开工不足是一个暂时的问题，迟些会变好。但真实的情况是怎样？国际上到底发生什么事？打工仔正在承担怎样的风险？”她问道。
在富临皇宫酒楼做侍应工作已有八年的陈女士与21名工友因被要求放无薪假超过三个月，早前入禀劳资审裁处，向富临集团追讨欠薪、遣散费及待通知金等。
“2月初的时候只是对我们说，要放四天无薪假。当时我们想，四日无所谓啦，反正全公司都是这样。”陈女士告诉记者，令她出乎意料的是，四日无薪假结束后，却突然接到店长的电话，对方告诉她明日不用上班，接下来还会继续放假。“我问还要放多久？他说可能要放多十多二十天，还要我们去店里签一份停薪留职的合约。”然而，合约上不仅列明员工放“事假”而非无薪假，更要求员工在受雇期间不得为其他公司工作。
“没工开，没人工，也没办法去找工作，就一直在这里等。我有家庭要开饭的，要我怎么过？”陈女士愤愤不平地说。无薪假从2月延续到5月，她与工友决定入禀劳资审裁处追讨赔偿。直到6月，她才接到雇主通知可以回去上班，但陈女士对公司早已失去信任，于是一口回绝，“做了八年都这样对待我们，我有什么信心继续为他打工呢？”
陈女士的经历在当下香港绝非孤例。截至9月，职工盟接到超过400宗投诉，其中八成涉无薪假及减人工。吴敏儿表示，前来投诉的工友往往面临两种情况，第一种是仍然可以返工、工时正常，但雇主会减少50%至80%人工。由于这类劳工毫无议价能力，工会也无法帮他们争取更大的议价空间，他们只能勉力承受剥削。第二种情况是雇主要求劳工无限期放无薪假，等同于进入长期无薪状态—“其实就是变相失业。”吴敏儿说这些雇主往往推诿塞责，“说有工开就打电话给他，要么不会再打来，要么他回去公司看到自己的岗位已经被更低人工的新员工取代。”
吴敏儿指出，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都应该意识到所谓“就业不足”，其实根本相当于失业。“无薪假成为开工不足的一种，但无薪假如果延续一定时间，事实上等同于失业，因为实际上已经没有收入。因此，我对就业不足的认识，就是一种隐性的失业。”
正确认识就业不足问题需结合社会经济状况。例如，在经济上行时也有就业不足的情况，但劳工具有一定的议价能力，可以通过市场效应调节。
“比如一些公司拟聘用大量的低薪外判工，大家看到工作零散、人工又低，就不会选择这样的工作，雇主就需要加人工才能请到人。”吴敏儿解释道。但是，如今香港疫情持续，经济颓势难以扭转，加之一直以来劳工未能形成坚实力量对抗资本市场剥削，打工仔便成为天灾人祸的牺牲品。“我们为什么不仅要看失业率，也要看就业不足率，是因为它们共同反映出当前市场的雇佣状况愈来愈差。”吴敏儿不无忧虑地说。
保就业反加剧就业不足
港府支出逾900亿元先后推出两轮“保就业”计划，该计划通过资助合资格雇主出粮，以限制雇主不得在津贴期间裁员，并要求企业将补贴全数用于支付雇员工资。这种透过偏袒资方以补贴劳方的“滴漏式经济政策”能否真正惠及打工仔？
陈女士向记者反映，自己未从雇主手上拿到任何政府补贴。“政府都是帮大企业、大老板，根本不帮我们打工仔！真的很生气！”陈女士几近哽咽。6月时，她的同事回公司上班，却被要求签订离职合约后再以兼职的形式重新聘用，时薪50元。即使人工如此低廉，开工仍然不足，每日只能做二至五小时。“政府出钱帮大老板请人，老板不用自己出钱给人工。而且，一个人一天才250元，一个月能挣多少钱？”陈女士问。
职工盟多次批评保就业计划存在漏洞，一则不能规避雇主通过无薪假、另聘人工较低员工等方式进一步剥削；二则缺乏有效的监管与惩罚机制，致使阻吓力欠奉。吴敏儿一针见血地指出：“保就业计划可能沦为剥削工具，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加剧就业不足。”
她回顾十七年前“沙士”疫情下的香港，“当时也是在疫情冲击下经济下行，雇主因为生意下滑撑不住而选择结业，派发遣散费。”然而，今时不同往日，“搞一个‘保就业’出来，这个东西对部份雇主来说是什么？我不用倒闭，先保住这帮伙计的数目去申请‘保就业’，就可以多拿点钱。但是，我不倒闭还要发人工，怎样降低成本呢？放无薪假啦！”
在她看来，政府和雇主“已达成共识”，即保就业计划的目的在于保持一定数量的“人头”，以免失业率的数字太过难看。如果把人当数字，就意味着未能真正思考面对疫情冲击的一个个打工仔正面临什么问题，并从他们的需求出发解决问题—情况恰恰相反，“人头”也沦为工具，被雇主想尽办法利用。
吴敏儿发现，第一轮保就业计划覆盖6至8月，进入9月后职工盟立即收到大量投诉，声称被解雇，“这些雇主为什么5月的时候不解雇员工，而要等到9月？因为人头数量还有利用价值，可以让雇主在申请时拿多点钱。当你失去了最后这点价值，就立即被炒。这些员工如果5月被雇主解雇，到9月可能已经找到新的工作，不至又被迫放无薪假，最后还失去工作，被层层剥削。”
面对社会各界对于保就业计划存在漏洞的质疑，政务司司长张建宗曾于立法会财委会特别会议上表示，“香港有良雇主多，无良雇主不多。”这一说法不仅暴露出港府“对人性过度乐观”的懒政思维，同时亦折射出在“小政府，大市场”的施政方针下，惯性推卸责任，将支援劳工的政府职能转嫁给市场—要知道，资本市场向来以追逐利益最大化为要务，缺乏监管与惩戒，透过支援雇主补贴前线雇员的滴漏式经济政策，能在多大程度上惠及打工仔，着实令人忧虑。
“雇主一边拿政府资助，一边尽情剥削员工，毫无道德、毫无良知。就算被发现违规，给100万要求退回80万，也白赚20万！”吴敏儿义愤填膺地说，“以港龙为例，打工仔从2月开始就和公司共渡时艰，吃尽苦头，靠自己的积蓄挨过来，最后换来一个怎样的结局？”
吴敏儿亦认为保就业计划存在政府打开库房向企业输送利益的嫌疑，“政府或希望通过补贴企业得到商家的支持，这是眼前利益。至于得罪打工仔，反正也不会有什么后果。”
上文节录于第243期《香港01》周报（2020年12月7日）《缺乏关注 保障欠奉 就业不足人士陷水深火热中》。请按此试阅周报电子刊，浏览更多深度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