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黄洪对话．下｜劳动人口下降 香港如何应对危机？
《香港01》与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工作学系副教授黄洪教授进行对话，探讨如何认识当前的失业率与就业不足率，以及香港劳动力市场正面临怎样的危机。黄洪指出，香港正在出现的新隐患，即劳动人口下降，其中以中年青年人为主力，这或导致抚养比上升。此外，黄洪批评政府过于关注比率，忽视了数字背后是一个个鲜活的人。“我们应该关注数字背后的这些人：有多少人？处于什么样的生活状况？在劳动力市场正在面临怎样的问题？”
承接上文：与黄洪对话．上｜读懂就业不足数字 香港劳动市场面临何种危机？
香港01：劳动人口降低、失业和就业不足人数上升，种种变化埋下怎样的隐患？
黄洪：从前政府担心香港人口老化的问题造成抚养比增高。现在的情况却是：并非长者口增长太快造成抚养比的增高，中年和青年劳动人口降低同样会造成整体的社会抚养比增高。前面分析到，长者会重新进入劳动力市场，60多岁的人其实不会找不到工作。很多清洁工等工种由于工作辛苦、拿最低工资，都是长者在做。同时，清洁工种不会因为疫情而减少，反而是需要更多清洁工。
老年劳动人口大都从事低技术的工作，被剥削的情况很严重—香港没有退休的保障，所以很多长者要工作才能够生活，才能够找到自己的价值。
过去的论述是香港人口老化、长者不工作导致抚养比升高。现在的情况却是抚养比可能会上升，但不是由于长者不工作，而是中年、青年劳动力下降。我觉得这种下降很大程度上与社会事件和疫情有关。有些人因此选择离开劳动力市场，出国读书或移民；有些人留在香港，但是不想工作。
香港01：据你的观察，为什么中青年会选择离开劳动力市场？
黄洪：疫情可能造成有些人长期失业或就业不足，外加政治环境的变化等。这当然是假设，我认为还需要更有力的证据才能去分析。
香港01：其实香港政府在就业不足和失业方面的支援有限，你怎么看待这些政策？
黄洪：当然是太少。我们很多年前就说应该有失业保险。比如欧美、中国（内地）的政府，都是通过这些方式提供失业援助。有工作的时候，劳资双方共同供款，失业之后就有一笔钱给工人，对经济的影响就会比较小。美国的疫情这么厉害，但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给很多失业保险。部份没有保险的人，政府也会提供救助金，例如纽约州。如果不给这些钱，他们的生活会很困难，而且对经济的打击会更大。
香港政府每人一次过给一万元，钱太少，而且只能支撑短短一个月，但失业或就业不足不仅仅是一个月的问题。保就业计划则是给雇主而不是直接资助工人，无法令工人及其家庭有一定的购买力，使社会呈现反经济循环：即是说工人会去消费—可能不是去大型商店或者酒楼，但会去地区性的茶餐厅。然而，如果工人处于长期失业状态，甚至没有基本收入，那么，他的消费力是很低的。
所以，香港的经济问题不单单是游客不足造成，本土的消费模式也出现很大变化。如果就业不足或失业人士有失业保险，能够提供一笔定期的钱，他就不会担心坐吃山空。但是现在他们只能使用自己的存款，可能连租金也无法支付，这种不确定性就会令人非常忧虑。
香港政府的政策没有给这些需要帮助的人一个稳定的经济政治前景。政府给雇主钱，雇主分一点给员工，甚至放无薪假或转兼职。但是没有生意，仅靠政府的支持，这些雇主也很难支撑下去，国泰就是例子。
反过来说，如果直接资助失业和就业不足的工人，让他们有一定的购买力，这种购买力会为社区经济和本土经济注入营养。另外，很多人也不希望靠政府救济。政府也可以开展小型的社区工程，在改善社区环境的同时创造就业岗位。
但香港政府从来没有干预式、很主动去创造就业的政策—只是鼓励市场，而不是用政府资源去促进就业。现在政府还在说自由市场，派钱也派了很多亿，如果当初不做这种政策的话，其实这些钱可以用得其所。
香港01：你认为政策性吊盐水在一定程度上是在剥削工人吗？
黄洪：也不能这么说。好比你去诊所，医生吊盐水给你，对你有害吗？没有。对你的生命有保障吗？可能有一点。但能够解决你的问题吗？不能。真的要解决问题就要看清楚是什么病，然后对症下药，吊盐水只是一种安慰剂，告诉你：我有在做事。
怎么对症下药？就是搞清楚为什么青年中年劳动力跑掉。他们是什么人，我们能够把他们留在这边吗？他们是因为失业和就业不足的问题离开吗？
若不从真正关心这些人生活的角度出发，是无法找到症结的。政府—我不知道，也许他们还会觉得这个分母愈小，比率反而会好看一些吧。
上文节录自第243期《香港01》周报（2020年12月7日）《 专访中文大学社工系副教授黄洪 统计数据折射劳动人口正下降》。请按此试阅周报电子刊，浏览更多深度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