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经济．下】香港缺乏发展土壤？政府企业需思考
上文提及，疫情爆发以来，消费者一方面因为封关封城、禁足限聚等客观因素而放弃共享经济，另一方面也因为仍未培养共享的消费习惯，而逐渐对这个新兴模式失去耐性。政府与企业在疫情来袭之下，似乎也对共享经济抱持“半放弃”的态度。在如今人人皆要“保持距离”的大环境下，共享经济衍生出来的一人经济似乎更受如今有“洁癖”人们的偏好。
模式之困和盈利之难
但是，一切可以顺利地进行吗？共享经济经历跌宕起伏的发展，究其原因，和其内在的弱势有关，疫情也让一些问题得以曝光。疫情下，卫生安全是人们首先关注的。Janice告诉记者，以她和她周围的朋友圈为例，在疫情发生时到现在一段时间中，她们都不敢去戏院，以及在早晚高峰的时候避免在拥挤的车厢。Janice说，疫情让她们对娱乐活动的需求减少，或者索性自己在家看书、看电影。人们被疫情培养了孤独经济的消费习惯，到底是选择居家还是选择花钱去享受这些共享经济，仍存在怀疑。
面对人们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顾虑，刘俊杰说：“我们会限制人流，那些愿意来消费的顾客就说明他们已经考虑过病毒传播的问题，针对这群人，我们会做好安全措施，例如让空间更宽敞。”他说，目前国内对这些共享空间都没有一套完善的法例去规管，以他的自修室为例，在平台上架时，他注册在教育板块，公司则是注册在科技板块。只有他们按照培训用房标准，行业内大部份自修室只遵守基本的室内消防规例，甚至连消防规例都不遵守。
私人影院在内地受到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颁布的《点播影院、点播院线管理规定》监管，但江文杰透露，“怎么获取牌照，需要有使用正规的版权系统和统一的预约计费系统、场所的消防设施合规、场所所在建筑属于商业性质用途等。监管政策已经出台，只是落地执行细节仍然欠缺。”但他预估：“这是疫情过后，私人影院必然会经历的监管。”
那么，是否所有的经济模式最终都能走向共享呢？“概念可以，现实不允许。”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前共享健身房员工说道，疫情之后，大家的确都喜欢隔间做得好、产品更卫生安全的共享服务。但是，当中涉及的成本投入，却是一些小微企业无法负担的。江文杰也向记者表示，他们这些私人影院“目前是受疫情‘照顾’”—因为，内地政府早前在疫下，对小微企业推出扶持措施。一旦恢复正常经济运作，共享模式的竞争还是十分残酷的。
亚洲市场中，日韩发展的一些新兴商业模式值得借鉴。例如共享自修室雏型的发源地韩国，市面上有大概5,200家自修室，韩国总人口才5,163万人。韩国独生子女家庭较少，大多数学生和兄弟姐妹共用学习空间，因此也让共享自修室找到机会。韩国的共享自修室渗透率极高，几乎覆盖每一个社区，让消费者看到极致的便利。而在孤独经济风靡的日本，同样也是人口密度高、地方小，但社会对共享经济接受度很高。当地政府还出台了很多政策，例如民宿法等，规范市场和传统行业有序竞争。
香港问题突出
反观香港，同样拥有高密度人口，资源和空间问题是被众人讨论的沉疴宿疾。地产和金融行业如此发达的城市中，一场疫情还是给经济带来重大打击。香港政府或许需要思考，如何给这个新型的商业模式一个生存空间。
前文提到的WeWork在2016年进驻香港，分别在港租下多处共享办公地点。但在传统的地产开发商眼中，这些“二房东”的做法风险很大，一旦需求下跌，共享泡沫就会破碎。今年，WeWork就因疫后市场低迷，无力承担高额租金成本，弃租香港两个据点。这不是孤例，在香港，因为高额租金楼价，许多共享经济只能缩小规模，或将店舖迁至楼上，楼上健身房和楼上自修室比比皆是。倘若地产寡头能放下霸权主义，向基层让步，或许未来香港的经济会百花齐放。
另一方面，港府对共享经济的规管也急需调整，以适应发展。例如Airbnb于2018年在港召开记者会，促请政府修改法例，容许其在港合法出租民宿，后来也不了了之。为了维护和保障的士业权益，香港的网络共享租车或网约车平台皆受法规限制。2016年，香港警方曾以非法载客罪逮捕本港多名Uber司机，事件引发社会热烈讨论，让人窥见政府对共享经济缺乏一个可以平衡各方利益的监管体系。
Janice曾在港生活五年，“在深港两地生活之后，我发现共享经济非常需要因地制宜。在国内外，有很多共享经济甚至新兴经济模式出现，香港可以学习，但是不能东施效颦。”她举例，共享办公室可以和酒店合作，疫情期间，酒店没有客人，可以较便宜租金供本土小型企业办公。目前香港不少企业商家正尝试不同转型模式，但达成规模仍需时日。
无论如何，在每一个人的眼中，他们只会期待看到共享经济带来切实可靠的便利，尤其在疫情当下，人心惶惶，人们的生活模式发生变化之后，新型产业极易被洗牌，政策需跟进，企业如何灵活应对，便是对一座城市及其执政者的最好考验。
上文节录自第240期《香港01》周报（2020年11月16日）《共用概念削弱 孤独经济流行共享经济疫后大洗牌》。如欲阅读全文请按此试阅周报电子刊，浏览更多深度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