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批判声浪不止　被绑架的“方方日记”与撕裂的舆论场

中国新冠肺炎“震央”武汉虽然已在上周三（4月8日）结束封城，但疫情给中国带来的深层次影响，却在社会治理、舆论场等领域持续震荡。目前，一场围绕“方方日记”展开的舆论战，便在内地上演。
本名汪芳的中国女作家方方，曾任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长期生活在武汉，疫情爆发之时她正身在武汉，并经历了76天的封城。
今年1月25日起，方方在新浪微博上每天撰写“方方日记”，记录她本人在疫情中的所闻所感，共持续60天，直至3月25日停止创作。上周三，“方方日记”的英文与德文版分别由美国哈珀柯林斯出版社（Harper Collins）和德国霍夫曼坎普出版社（Hoffmann und Campe）发行，电子版预计在6月上市，目前已在网上预售。消息一出立即在内地网上引起热议。

网民眼中的“三宗罪”

这场争议被视为内地舆论场上“左右”两派又一次论战，支持者认为方方有良知，且敢于直言，批评者却指摘她的日记内容是道听途说，有“三宗罪”。

批评者认为，方方其“罪”之一，是曾经作为体制内作家协会主席的她，所写的日记却充满了对政府的不信任，暴露政府的阴暗面，是“吃饭砸锅”。例如在2月13日，方方发表“更让人心碎的是我医生朋友传来一张照片，是殡葬馆扔得满地的手机，而他们的主人已化为灰烬”的内容，有网友要求方方公开“医生朋友传来的照片”，但方方并未公布相关图片，网民质疑她是为了批判政府而捏造假新闻。

《环球时报》英文版上周三引述“观察者”称，方方的日记“偏颇而且只暴露武汉的阴暗面，忽视当地民众的努力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支持”。对于方方控诉“极左势力”对她施加网络暴力，微博评论区有网民留言讽刺道：“卖国就是独立思考，爱国就是极左？！”也有人批评“方方日记”是“蘸着武汉人的人血馒头”：“方方永远只谈社会的黑暗面，至于千千万万中国人为此做出了多少努力，她是看不到的。她当然有说话的权利，但是她以体制内高官的身份，物质和荣耀都有了，然后又砸体制的锅，简直是一鱼两吃。”

在批评者眼中，方方的“第二宗罪”是“叛国”——就是在中美两国结构性对抗的局势下，给美帝国主义输送弹药、“递刀子”。例如有内地网民直白地认为：“在国际形势如此严峻的今天，西方污蔑我们，要联合起来向我们索赔天价赔偿。方方授人以柄，攻击国家，严重危害到国家利益。”

再如《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称，美国向中国“甩锅”，一些精英人士甚至要求向中国索赔，“让很多人联想到庚子赔款”，而方方却要在美国出书，中国人将会“用我们多那么一分的利益损失，来为方方在西方的成名埋单”。他称这本书在今天这个时间点上出版，“方方的确带来了对公众的一份刺痛”。

这种对美国人的担心并非纯为内地左派人士的担忧，也是很多普通民众的担忧。毕竟中美贸易战仍然未结束，美国政府时至今日亦借助疫情频频向中国施压。很多人担忧美国会否真的拿着“方方日记”作为证据，在国际法庭上指控中国违反《国际卫生条例》，要求中国赔偿。

方方遭到批判的第三宗“罪”是对她私德的批判。方方在1月30日的日记透露其1月29日晚间在交通封锁的情况下，利用个人关系，通过武汉市洪山区交管局，用一名肖姓辅警的私家车，将其新加坡籍侄女送至天河机场。方方因此被质疑“以权谋私”，因为当时武汉已经封城，很多武汉人想“逃离”武汉而不能，此时方方却可以动用公权力，让警官帮助她，让很多人觉得方方口是心非。

对于种种批判和争议，方方本人认为：“我相信一个强大的国家不会因为一本书的出版就坍塌掉。”而这条微博所连结的文章结尾，似乎是方方借他人之口，承认了英文与德文版将于今年出版的事实：“译本是疫情缓解后出版社联络方方老师的，现在还在翻译中；英文和德文版的封面和简介没有事先得到方方老师的过目和同意，方方老师已经让他们去改了。”

支持者赞武汉的“良心”

方方当然不是没有支持者。在方方的微博下有大量网民支持她，认为她的日记反映了疫情重灾区武汉社会真实的一面，“是难得讲真话的”，“方方日记”是武汉封城期间的“社会良心”。

面对这场因为自己而起的大争论，方方本人一直强调要“独立思考”—她引用了几位名人的说话来夯实自己的坚持。其中一人是前总理朱镕基，这位铁腕总理当年在上海做自我介绍时说：“我的信条就是独立思考。”另一人是内地作家姜弘，这位作家曾说：“我们的脑袋要长在自己的肩上。”还有一人是内地学者易中天，他曾说：“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都是容不得多样的生态，只准世界上有一个声音，一种腔调。”基于此，方方直言：“无论极左骂或者极右批，都不会改变我自己看这个世界的目光，也不会动摇我对社会和人性的思考。”

不间断的左右大辩论

在内地网络上，每每发生重大社会热点事件时，以微博这个社交平台为中心，以及知乎、微信等不同形式的网络发声管道，常常会发生这种“左右大辩论”。

中国青年作家韩寒于2011年12月23日、24日、26日发表的《谈革命》、《说民主》、《要自由》三篇博文，一度引发互联网时代的狂欢，三篇文章中，韩寒指出了这个国家各个不同阶层之间的隔阂，阶层诉求之间的巨大差异，以及看似永恒正义的词语诸如“自由”、“民主”在不同人理念中的鸿沟。他还花了很多篇幅来表达他对国民素质的悲观，诸如“最关键是就大部份中国人一副别人死绝不吭声，只有吃亏到自己头上才会嗷嗷叫的习性，一辈子都团结不起来”，以及“现今中国是世界上最不可能有革命的国家，同时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急需要改革的国家。如果你硬要问我在中国，什么时候是个革命的好时机，我只能说，当街上的人开车交会时都能关掉远光灯了，就能放心革命了。而这样的国家，也不需要革命了，国民素质和教育水准到了那个份上，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自此，“公知”正式成为中国舆论场上活跃的群体。宣传“自由、民主、人权、体制、宪政、选票、普世价值”成为当时民间舆论场的主流。随后又接连发生方舟子与崔永元在转基因问题上的论战、中医存废之争、“蛋糕论”即中国发展方向之辩，再到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接受公审时济南中院微博直播。仿佛过去七十年的历史重现一样，内地的左派和右派在网络舆论这个平台上不停“掐架”，互有胜负，直到政府“出手”。“管好互联网这个阵地”成为过去几年中国政府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曾经所谓的“舆论领袖”或者“意见领袖”作鸟兽散，韩寒开始拍电影，崔永元都开始去办电商，“公知”也在内地成为一个“贬义词”。

因此，对于一路从内地网络初期走过来的人而言，“方方日记”好似历史事件的不断重复一般，并无太多新意。

若要真的下一个结论和判断，从文体、严谨性等方面，尽管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方方日记”最大的价值，是给处于疫情漩涡中的武汉人民以一份温暖（至少曾经温暖过）和一个情绪宣泄口，也给所有经历了这场重大疫情的人提了个醒，或者说敲响了警钟。这不应该只是方方的“常识”，也应是一个人的基本“常识”。

不过，局势不同，作家也不应任性—在西方阵营针对中国的舆论战逐渐加码的背景下，此时出版“方方日记”，多少有作家本人“任性”的一面，而如果“任性”的自由开始有脱离社会同理心的趋势，意味着方方存在与“知识份子”渐行渐远的危险，降级成为一个普通作家。

对方方个人来说，不能只停留在日记最后一篇“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的洋洋自得状态中，应该有尽量不让自己卷入国际角力的防备，保持不被大国博弈当作工具的警惕。

上文刊登于第209期《香港01》周报（2020年4月14日）《批判声浪涛涛不止　被绑架的“方方日记”与撕裂的舆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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