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被“绑架”的方方与撕裂的中国舆论场

“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毛泽东在1939年面对汪精卫政府提出的“反蒋、反共、亲日”口号，提出的针对性的反击“政治原则”，在中国当下的舆论场中似乎体现的淋漓尽致。
因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用日记的形式记录（并公开发表）武汉封城后的社会状况，以及她自己对这场疫情的看法，身处湖北武汉的作家方方，就深陷在撕裂的中国舆论场之中。
甚至，她还可能将因此陷入“名誉保卫战”的诉讼当中。因为，有人基于对她日记所表达的不满，举报她滥用公权力以及房产问题。

舆论场上的两种声浪

从1月23日武汉封城之后第二天，农历新年的大年初一开始，方方连续60天以日记形式，记录她所了解（看到或听到）的封城之下的武汉人的各种遭遇和身处危机中的焦虑，以及她对这场疫情方方面面的看法。她的日记每天深夜一发出，短时间内就阅读量超过千万，数万人点赞留言转发，在这场疫情防控的战役中，方方成了互联网时代罕见的“网红”。

3月24日，方方写完60篇日记，宣布终结，她引用《圣经》的话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武汉于4月8日正式结束封城。但围绕她，以及她所写的“方方日记”（又被冠以“封城日记”）的争议却远没有结束。

对于方方所写的日记，中国舆论场大体呈现两种对立的看法。

支持者认为，方方的日记反映了疫情重灾区武汉社会真实的一面，“是难得讲真话的”。有媒体认为方方日记是武汉封城期间的“社会良心”。有声音指，方方日记的现象必定会一直存在，而只要能引起社会的反思，让社会进步，就是好作品。

有众多学者、作家、教授和网友，对方方予以声援。

要感谢方方，是她捡起了作家和文学掉在地上的脸。

中国的知识分子，怎么能够在这样的事情上没有自己的立场，没有自己的看法，不敢说话呢？方方是最出色的“战地记者”！

反对者认为，方方日记陈述内容绝大多数来源于道听途说，于抗疫无益；不符合抗击疫情时的主旋律，没有传播正能量针对方方日记中流露出来的有普通市民生活的不便，对政府的不信任与质疑，以及对一些政策的抨击。他们认为，这是“给国家形象抹黑，给政府抗疫添乱，给敌对势力送刀”，以偏概全、误导大众，居心不良等。

方方是黑暗反动势力的发言人，是中国人民的敌人，她的言论，既有巫婆的狰狞，也散发着法西斯气息，表现出了暴力镇压批评者的强烈企图，应该引起所有善良的、热爱自由的人们的高度警惕！

也有人认为方方日记不合时宜，毕竟疫情关头压倒一切的任务是抗疫，制造恐慌是在添乱。有极端论者甚至不由分说给方方扣上“造谣者”、“喷子”的帽子，方方在日记中也多次直接回应了这样的抨击。

这是中国舆论场上截然不同的两种声音。方方已然被这两种声浪“绑架”，尽管她可能只是在表达自己。

非此即彼的舆论战争

正如此前在《舆论场：漩涡中的“方方日记”》指出，我们不能否认，方方日记确实有一些瑕疵和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它最大的价值，其实是在给处于疫情漩涡中的武汉人民以一份温暖和一个情绪宣泄口的同时，也给我们所有经历了这场重大疫情的人提了个醒，或者敲响了警钟。

然而，针对方方日记所掀起的，却是非此即彼的舆论战争。方方近日更是成为众矢之的，遭遇所谓“左派人士”的集体攻击，甚至有人公开举报方方房产来源问题。日前，一名微博博主公开举报方方，称其6套房产来源不明，直接点名方方求其解释，引起舆论关注。

对此，方方于 4月5日晚回应称，佩服该博主的“想象力、编造能力，还有他的杜撰胆量以及自信心”，表示要“法庭上见”。

这不是方方第一次陷入“名誉保卫战”。此前3月12日，有网友发文称，武汉自1月23日宣布封城以来，有数百万人被禁足，但享受厅级待遇的湖北省前作协主席汪芳（方方）利用个人关系，通过武汉市洪山区交管局，在1月29日将其姪女送至机场，后者于1月30日飞赴新加坡。

随后，方方在个人微博作出回应，称其姪女母子离开武汉是中新两国政府商议后，新加坡政府于2020年1月30日半夜安排专机的撤侨对象。“很多人在操心我写姪女到新加坡去的文章，是不是删了。没有哦，是因为还没有补到那里。放心，这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我不会删的。”方方在个人微博称。

似乎，围绕方方的争议，已经出现从观点之争演变成“敌我矛盾”的苗头，甚至在网络上出现人身攻击。维基百科中方方的词条，曾一度遭到恶意篡改。

方方从2020年1月25日起在自己的新浪微博每天靠臆想撰写“自杀方方日记”，共持续60天，直至3月25日停止创作。

诚然，方方日记中可能有一些道听途说的问题，比如：“听朋友说”，广西年轻护士“去世”，实际上该护士仍在抢救并未去世，之后方方作了纠正；有一些观点上的分歧和争论，也属于正常观点碰撞。如非恶意，无伤大雅。

但方方以一个作家的身份，记录武汉封城后的一些事件和现象，发表一些个人见解和看法，不能动不动就要求她具有统筹全局的整体性，否则就冠以“是以偏概全，误导大众”罪名；更不能因为她的做法和一些观点获得所谓“敌对势力”的关注，以及担心日记（英文、德文版）的出版会带来国际社会妖魔化中国的结果，就恶意揣度她写作日记的意图和动机，就毫无甄别和无限放任的“反对”，甚至给她贴上“居心不良”标签。这显然是有失公允和不正常的。她的一些观点和见解，不乏可圈可点之处。

真正伟大的时代，无疑应该是能够包容各类批评声音的时代。这恰恰也是中国舆论场所缺乏的。

本质上讲，围绕方方以及方方日记的舆论争锋，并非“你死我活”的敌我斗争。各方何妨多给方方以及方方日记，以及更多不同声音多一点空间。正如疫情中逝去的“吹哨人”武汉医生李文亮所言，“一个健康的社会不该只有一种声音。否则，很容易将他们推向真正的对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