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舆论场：“万箭穿心”的方方“冤枉”吗？
“方方日记”已经成为武汉封城这段特别历史中的一个符号。在中国新冠肺炎疫情最严重的两个多月中，中国作家方方写下的每一篇日记都会获得巨量的关注，随之而来的还有激烈的争议。
而“方方日记”的英文版《武汉日记》未来将由美国出版业巨头哈珀•柯林斯出版社出版的消息曝出后（一同曝出的还有德文版），中国大陆舆论场中原本对方方的争议，似乎一夜之间变成了一边倒的痛批。
尤其是美国《洛杉矶时报》在头版用相当篇幅介绍方方与未来将出版的《武汉日记》，并在标题上用了“武汉的真理之声”（Wuhan's voice of truth）的字眼，让中国网友炸开了锅：“方方为美国起诉中国提供了第一手资料。”而此前那些对“方方日记”持反对态度的意见，比如“道听途说，于抗疫无益”、“不符合抗击疫情时的主旋律，没有传播正能量”、“给国家形象抹黑，给政府抗疫添乱，给敌对势力送刀”、“以偏概全、误导大众，居心不良”，甚至加在方方身上“造谣者”、“喷子”、“汉奸”的帽子与棍子，仿佛一下子都获得了某种不容置疑的正当性，社交媒体评论区常见的留言是“我就说吧，方方就是……”
而近一段时间以来国际舆论对于中国的不友好，从质疑中国援助他国的防疫物资有质量问题，到中国瞒报疫情而拖累世界，再到英国一家保守智库称应向中国索赔、美国一些政客鼓动盟友共同发起诉讼……都让批评方方日记英文版的正当性获得了某种加成。
连中国大陆以篮球为主业的知名媒体人苏群，也认为“这个英文版来的太不是时候”。大陆官媒《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也不再提一个月前“社会主流应当尊重和包容个人的悲苦、愁闷诉说”的态度，而是告诫方方日记一旦在美国出版，“公众对她的态度会变得更快”，“希望方方本人能够更加达观地面对公众态度的变化，包括承受各种批评和质疑”。
但舆论场中似乎少有人提出：方方与“方方日记”受到的批评，以及因为英文版而被无限放大的质疑，真的是方方应该承受的吗？
这先要说回“方方日记”本身。评价“方方日记”，必须要本着亚里士多德“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精神，实事求是的说一句：瑕疵不少，水准一般。“方方日记”显然不是真的日记（日记之给自己看），不是新闻报道，也不是中国特有的“报告文学”（真实人物+虚构情节），更靠近时事评论，基于新闻，引出观点。而“方方日记”中所记录的“事实”，大多是方方从各种渠道“听说”来的，“火葬场满地手机”、“广西去世女护士”等还被发现并不属实。方方反复提到的“我的一个医生朋友”、“我在美国的华人朋友”，到底几分真实、几分“托物言志”，同样令人怀疑。
从文体、严谨性等方面，大可对“方方日记”不留情面的批判，但尽管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方方日记”最大的价值，是给处于疫情漩涡中的武汉人民以一份温暖（至少曾经温暖过）和一个情绪宣泄口，也给所有经历了这场重大疫情的人提了个醒，或者说敲响了警钟。
方方大概从一开始就没有想要站在更高的创作层面留下传世的文学之作，她选择了像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唐翼明称赞她的那样，当了一名“战地记者”（水准好坏另说）。同样身居作家协会的阎连科应该也很能理解方方的选择，在阎连科看来，体制内的中国作家，在寒冬真的到来时，身上还“多一件人家派发、奖励的棉袄”，因而“中国文学的症结并不完全在于人家让我们写什么和不让写什么，还在于我们自己知道应该写什么却偏偏不去写什么”。
而方方是挑战这一既定规则的人，是有意识“把自己的棉袄脱下来”的写作者。她记录武汉封城后的一些事件和现象，发表一些个人见解和看法，不能动不动就要求她具有统筹全局的整体性，否则就冠以“是以偏概全，误导大众”罪名。尽管这一过程中“方方日记”在文学质量上有了火耗，也产生了方方将所有攻击她的人都扣上“毛左”的帽子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并不妨碍阎连科称赞方方“捡起了作家和文学掉在地上的脸”。
很多中国网友对方方“路转黑”的理由在于，“自家关起门来怎么都好说，但出去给国家抹黑就是你的不对了”。但这不是谁的母校，只有自己可以骂、别人不能骂，更不能因为她的做法和一些观点获得所谓“敌对势力”的关注，以及担心日记（英文、德文版）的出版会带来国际社会妖魔化中国的结果，就恶意揣度她写作日记的意图和动机，甚至给她贴上“居心不良”标签——已经有网友在方方的微博上留言，质问她“方方日记”是不是从一开始就是美国人在约稿。
中国媒体人苏群代表着从国际关系角度思考的理性派，认为“这时候千万不要给你的国家帮倒忙，无论你的初衷是什么”，因为“一旦在大国较量中落入下风，造成的人道主义灾难更普遍”。有观点指出，且不说这里面的逻辑链条跨度过大，如果美国人真的拿着“方方日记”作为证据在法庭上指控中国违反《国际卫生条例》，要求中国赔偿，那样的场景究竟“侮辱了谁的智商”？退一步讲，即便“方方日记”没有出英文、德文版，美国等西方国家就不会向中国谋求“第二次庚子赔款”了吗？
还有评论称方方是“刻舟求剑”的那把“剑”，读者已经从一开始的喜欢“方方日记”，到后来“看着看着，觉得哪里不大对”，而方方这把“剑”为了与反对者争辩，依然留在原地，拒不承认“今天回头看时已经意识到的某些缺陷”。这又一次陷入对动机的揣测，况且作品不同于如流水的民意，扎根于其所描摹的历史土壤中，忠实于所处的历史语境中，不也是一种本分吗？
而方方在日记中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那些反思，比如“追责”，比如“丧事喜办”，不都是中国民众最为呼吁，或者在疫情期间屡屡上演的问题吗？事实上，今天指责方方的人，很可能之前也在李文亮医生的微博下留言，很可能也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转载过各种版本的“发哨文”，然而一碰到所谓的“涉外”，就不由自主的“兹事体大”，开始毫无甄别和无限放任的“反对”。这样的转变即便不能称为“双标”，也一定是不公允的。前苏联的倒下，真的是因为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等“负能量”所致吗？一个真正做到“文化自信”的大国，不会因为国内作家的一部作品在海外出版，而害怕被责难，事实上这样的事情在全世界从未发生过。相反，恰如中国作家赵瑜所说，方方日记“在海外出版是一个得分项”，“如果借此打压，反而失去大国的国格。”
当然，本文无意为方方辩护，在西方阵营针对中国的舆论战逐渐加码的背景下，此时出版“方方日记”，多少有作家本人“任性”的一面，而如果“任性”的自由开始有脱离社会同理心的趋势，意味着方方存在与“知识分子”渐行渐远的危险（降维成一个普通作家）。作为方方个人来说，不能只停留在日记最后一篇“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的洋洋自得的状态中，而应该有尽量不让自己卷入国际角力的防备，保持尽量不被大国博弈当作工具的警惕。
目前曝光的英文版封面上“来自疫情中心源头的报道”的副标题，以及介绍语“社会不公、腐败、滥用职权、系统性政治问题阻碍了对传染病的反应”（social injustice, corruption, abuse, and the systemic political problems which impeded the response to the epidemic），可以看出方方至少需要坚持对英文版、德文版享有终审权，而不是任由出版商夹带背离作者原意的私货，这同样是“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的应有之义。
就在4月9日下午，方方更新了一条微博，援引她的读者所写的一篇文章的内容：“我相信一个强大的国家不会因为一本书的出版就坍塌掉，一个自信的政府也不会因为一本书就无端地指责作家。2020年及以后的人民生活状态，取决于本国与各国政府对待新冠病毒的方式，而非一本小小的方方日记。”
而这条微博所链接的文章结尾，似乎是方方借他人之口承认了英文版与德文版将于今年8月出版的事实：“译本是疫情缓解后出版社联络方方老师的，现在还在翻译中；英文和德文版的封面和简介没有事先得到方方老师的过目和同意，方方老师已经让他们去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