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从写人到写猫 作家朱天心：要为动物打捞记忆
编者按：古今中外，猫都是文人墨客笔下的一道风景。中国作家老舍以《猫城记》痛快淋漓地讽刺贪官污吏，鞭笞国民陋习；日本作家夏目漱石却从猫的视角看世界，写下小说《我是猫》； 德国作家霍夫曼则以《雄猫穆尔的生活观》将人的世界和动物世界交织，探讨艺术家与社会的矛盾，达至创作高峰……台湾知名作家朱天心的新作 《那猫那人那城》又是怎样的作品呢？
撰文：齐因
距离上一本“猫书”《猎人们》出版十四年后，台湾作家朱天心推出文集《那猫那人那城》，同样是“给不喜欢不了解猫的人”，文如其名，从《猎人们》中家里家外的猫，延伸至猫族、人族，以及二者交织的共生时空。
《那猫那人那城》所收录的篇目，时间跨度近十年，前后对照，把猫的盛年，猫的流浪，猫的死亡，齐齐呈现读者面前，早年的小说《从前从前有个浦岛太郎》、《我记得》、《想我眷村的兄弟们》，朱天心关注政治议题，聚焦台湾省籍分裂，而今细微处落笔，却绝非什么可爱或疗愈系，猫与护猫人，像海上的孤独灯塔，靠幽幽微光指认彼此，“我城”漫游，生离死别，椎心泣血。
谈新书： 动物们没有权力
与众人谈新冠肺炎色变的当下呼应的是，朱天心写《猎人们》时恰逢沙士，十多年后，“我如同目睹历史重演般，再次看到疫情面前，人们如何对非我族类的物种，收回最后一点慷慨”，她感叹，也承认，“好些年了，除了动物，我已经失去对人族的好奇和信心”。
关注动物保护，为猫发声，这些年来，因为“这是我在意的公民议题，把它当作我的公民责任看待”，朱天心对此投入全部热忱，传教士般地四处游说，呼吁TNR（Trap Neuter Return，即诱捕、绝育、放回原地，是一种以人道方式管理和减少流浪动物的方法）入法，从写文章到做演讲，苦口婆心地抓紧时机一次次“偷渡”此议题，也眼看着受众从“台上台下落泪成一片”到满脸冷漠如石碑一样的人形立牌。江河日下了吗？会感到失望吗？
何以致此？朱天心认为，台湾经济大环境转差，导致人性发生结构性改变，关心不起他人，遑论别的族群，“台湾政府着眼选举的四年任期，例如建豪华的收容所，再漂亮也只能收留500只，那外面还有5,000只呀？致力于修一个又一个的游泳池，谁来当那个关水龙头的人呢？”面对各色短线的施政表演、社会对冷议题抱持眼不见为净的功利，“大家在蛋糕上铺漂亮的奶油水果，有没有人真的想做一个好吃的蛋糕出来呢？”
一切看在眼里，两种力量拉扯着她：公民身份为她带来诸多义愤与伤感，写作者则需坚持铁石心肠的逼视；动保社工必须面向人群冲锋陷阵，作家则要站在边缘置身秩序之外。此消彼长间，从写人到写猫，朱天心说，文学创作的意义，就是捕捉那些同代人有意遗忘的、被损伤的记忆，而相较于厉害的、能为自己打算的人类，动物没有权力，为牠们打捞记忆的写作，更是此中之最——这也正正与她始终如一的写作初心脗合，“我看见，我记得，事情不是这样的……”
正如书中收录的《最好的时光》，以十几段“那时候”行文，“那时候，大部份人们还在汲汲忙碌与衣食暖饱的低限生活，怎的比较了解其他生灵也挣扎与生存线的苦楚⋯⋯那时候，人族自己都还徘徊在绝育或节育的关口，因此不思为猫绝育⋯⋯”熟悉的读者一眼认出，在1997年的小说《古都》中，她也以此技法连抛十几个“那时候”，反复陈述：“那时候的天空蓝多了，蓝得让人老念着那大海就在不远处好想去⋯⋯那时候的体液和泪水清新如花露，人们比较愿意随它要落就落⋯⋯”新不如旧，老灵魂对于old good days的绵绵追忆，如此贯穿二十年。
“我倒不觉得是怀旧。”朱天心解释，因为最让她耿耿于怀的，是那些经历过的事在眼前被遗忘，与家国历史不一致的个人记忆，就这样无人再提，种种不甘与叩问，炼就她笔头火热的“怨毒著书”，或者说，化作《古都》开头的那句话，“难道，你的记忆都不作数？”
“那时候的人穷却慷慨，现在的人日子好过，却变小气，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她说。
谈家庭：母亲是“反面教材”
出道以来，朱天心身后就是鼎鼎大名的文学世家。父亲是小说家朱西宁、母亲是日本文学翻译家刘慕沙，姐姐天文与妹妹天衣，丈夫唐诺（本名谢材俊）都以文字为业，年轻时，他们师承胡兰成，组三三文学集社，卷入台湾乡土文学论战，宣传胡氏倡导的礼乐中国。
1984年，三三文学集社解散，朱天心对昔日同仁们说，“让我们各自攻城掠地十年看看吧”，转眼至今，近四十年过去，曾经文学大观园中的众人各有建树，朱家第三代谢海盟，也成为电影《聂隐娘》编剧，凭《舒兰河上》获台北文学年金。北京小说家阿城有个著名的感慨：“我有时在朱家坐着，看着他们老少男女，真是目瞪口呆。如果以为朱家有一股子傲气（他们实在有傲气的本钱），就错了，朴素，幽默，随意，正直，是这一家子的迷人所在。”
这几年，这座曾经三代同堂，迎来和送走一批批文学同道与猫猫狗狗的辛亥区的老宅发生了些许变化。2017年，刘慕沙去世，2018年，女儿谢海盟完成变性手术，成了儿子。此后，生活有什么不同？
对前者，朱天心有些不好意思，“母亲是爱热闹的人，她最后十年过得逍遥，吃喝玩乐去了，但我始终觉得，有这么好的文学和翻译才华，写作者不应有退休的时候，要写到最后一刻，某种意义上，我把她当作反面教材……会不会太严格？对自己妈都这样。”
朱天心调侃，她眼中的母亲像一艘船，已经登岸去了，“而我们还在行驶着……”同时，妹妹天衣则在专栏中写：“二姐对母亲最是叮叮对对，到老也不放松对母亲的鞭策，要她长进、要她独立、要她深思所有⋯⋯但从小到大，最护母亲的是二姐，陪伴母亲最多的也是二姐。”
至于和父亲唐诺同属亚斯伯格星人的谢海盟，为了完成手术，几年来定期往精神科医生处报到，做身体检查，服用男性荷尔蒙等。变性之路走得漫长，但幸而家人支持，朱天心把手术后的儿子形容成哪吒，她引述唐诺的观点，“无论盟变成一个大男生，或少妇或为人母，都不半点影响，那段他与一个皱着眉专注看世界的大头妹妹的所有情谊和记忆”，如此，不像母子，更似玩伴，也是一家人迷人所在，亲缘关系不像彼此占有，更如一场相逢。
所以，尽管她形容现在的生活为“在两个总是谈论NBA和网球的男生间夹缝求生”，但是，朱家记得，文字记得，读者也记得，1994年，朱天心出版《学飞的盟盟》，以人类学家田野调查的角度记录“大头妹妹”时期的童年海盟，有趣的是，虽然重获新生、自我定义“老派大叔”的谢海盟认为，《学飞的盟盟》之于他，已是前身的禁忌，但他并不因此指摘干涉妈妈的创作，文学家族的写作道德，还是刻在基因中作为最高准则。
谈成长：国王新衣的小孩
两年前，台湾文学纪录片《他们在岛屿写作》拍摄第三季，文学朱家占五分之二，上集朱西宁、刘慕沙《愿未央》，下集朱天文、朱天心《我记得》，上集中，为侯孝贤导演做了多年编剧的朱天文更亲执导演筒，为父母立下影像传记，各地奔走取材的过程给了朱氏姐妹机会，梳理一生相伴的文学脉络，“父后十九年，母亲辞世，留下近40万字的信件手稿，我们知道都在，却从未整理，否则这一页就被我们自己翻过去了。”
仅凭鱼雁传书，19岁的刘慕沙与27岁的朱西宁见过三面就离家私奔，嫁给这个随军迁台一无所有的小兵。“真是两个小鬼，不谈情不说爱，信里讨论的都是《包法利夫人》、办杂志的热情、文学梦。”朱西宁甚至对刘慕沙说，希望她是男孩子就好了，可以当他一辈子的小弟，“因为爱情总有排他性，当萌动与惊慌并现，他认为兄弟情谊才更长久。”而今回看，她形容这种观感：奇特、陌生、不意外，对人的严厉、对自己的不宽容，纯真到极点的处事，甚至朱天心身上的种种特性，在时光另一端那个“小鬼”的身上，都有迹可循。
譬如，前作《三十三年梦》在台湾文坛投下不少波澜，因为批评起旧友，黑白分明毫不客气，赤诚得惊人，到《那猫那人那城》，做秀性质的慈善供养或对家猫的过份宠爱，也总让她耿耿于怀，将“对己的不宽容”加诸他人，例如屡屡被她点名的、“换工作必须找月薪30万元台币以上”的詹宏志（城邦文化创办人），会否太过严苛？
“拜托，我这一套‘横’法，当年可是跟詹宏志学的。”她笑说，自比国王新衣中的小孩，会以严厉的价值信念要求朋友，是觉得他们曾有理想，更是能人志士，故格外不容情，“友直友谅，我努力做个诤友，也希望我的朋友这样对我，如果有天变成那种样子，及时敲醒我。但现在人身处名利场，还是喜欢分享成功的啦啦队，这也是我不世故的成份吧。”
于是想起本世纪初，她在《漫游者》中写道，“我比较好奇于分辨出心热的、充满理想主义、利他的、肯思省的，以及另一种冷漠的、现实的、只为自己盘算的两类人，前者在任一时代，都有‘站错边’的可能，而后者，当然是从不会‘犯错’、绝不会被历史清算、最安全舒适的——此中有高下吗？求仁得仁而已。”一语成谶，她以后二十年的人生经验印证，求仁得仁，她不会停留在安全舒适区。
谈写作：试对召唤的钥匙
朱天心一家三口，数十年如一日，风雨无阻地在咖啡馆写作，一间停业了，就换另外一间，早上九点准时报到，各自动笔，下午两点前离开，谓之“脑力有限，再坐下去就不像了”，她的近作《三十三年梦》、《初夏荷花时期的爱情》，唐诺散文集《尽头》、《世间的名字》，谢海盟的《行云纪》等，皆在此完成。不同于朝九晚五式的上班族，她将自己物欲清寡、自由丰厚的日子形容成“游牧人生活”，固然割舍许多，但也换取许多“不写的自由”。
“不写的自由”表征之一，是在她写作清单上，原本排在首位的长篇小说《南都一望》，搁置多年仍未完成。期间，她出版忆述京都行旅的《三十三年梦》，将其视为对《南都一望》的纾压，“以《三十三年梦》清理战场，然后轻车简行，让《南都一望》里的该是什么人就说什么话”。又几年过去，《那猫那人那城》亦付梓，问起，《南都一望》进展如何？
她认为，作者始终要对自己诚实，作品像竹子，经历困苦，一节一节长出，毋须为了回应评论家或读者、市场的压力，或是身边人厉害的眼光，重复自己曾经的成功——这种成功她早早经历过，1977年，中学生的她发表处女作《击壤歌》，记录在“北一女中”的三年生活，席卷全台青年，读者来信如雪片，堪称初代美少女偶像作家礼遇。四十多年后，面对《南都一望》的创作艰辛，她将其形容为“有一座金山银山，但我还没有试对钥匙，召唤不出”，尚未瓜熟蒂落，朱天心调侃，“也许就让它变成一个孤儿短篇吧，放在那里，待时机成熟，我可能会建一座孤儿院收容它们。”
朱天心最新的创作，灵感来源于她热衷的游戏Pokemon Go（宝可梦之旅）。最高等级的精灵训练师身份，看起来似乎与她简朴的写作生涯背道而驰。她解释，接触这款游戏那天，恰逢特朗普当选，“怎么又要忍一个大右派四年”，一只自己心爱的大公猫亦离世，心情极度恶劣之际，这款手机游戏让她短暂忘忧。自此，她开始打道馆之旅，选取的同伴，不是什么厉害的怪兽，而是一只被车撞的小猫。小说家的魔法，就是在虚与实交叠间赋予意义，她由此构想了关于陪伴与行走的故事。
对于行走，朱天心深有体会，去年，她参加“支持校园犬猫计划”的环岛徒步，平均日行30公里，在《走在太平洋的风里》里她写道：“从来都只是客运或火车行经这一边是中央山脉一边是海岸山脉的花东纵谷，一旦可以步行，仍暗自再再感叹，以这人类直立走在大地上百万年的速度看世界，仍是最宜当的，可以感觉到那日头一寸寸的在山头在田间在人脸上的移动，叫做光阴”，访问中她强调，还是步行的速度最适合看到、反映、记得，火车飞机，其他交通工具的速度，非与生俱来，到底还未刻到人类的基因中去。
她的新故事就是围绕两个失语者的行程，中风长者与外佣，鸡同鸭讲的一对搭档。“我就亲眼看过，一对男女外佣，推着一个阿公一起走出公厕，两个年轻人一定是刚幽会过，但不能把阿公扔在外面”，这一幕情欲吗？黑色吗？但又的确真实，“每当看到公园里排排坐的轮椅，那些在他们身后大声交谈的外佣，时间一到，如灰姑娘般作鸟兽散回家，我敢打包票，她们一定推错过，忙碌的下一代又会发现吗？”她想写这一老一少的“宝可梦之旅”，出走到海峡尖端，寻找最厉害的城楼，也许是唐吉诃德与他的桑丘，“很沉痛，但是非常浪漫。他们会找到城楼吗？还是到了那里，一个把另一推下去，同归于尽呢？我希望我能耐心一点，找对钥匙，耐心地写长篇。”
我们期待着。
后记：一只蝉的记忆
漫游者朱天心，的确是热爱行走的。
八、九年前认识她，台北的夏夜，被朱氏姐妹带着喂流浪猫，天文斜着扎一条辫子，天心一只只地介绍牠们的名字与性格，好大的月色，上上下下的台阶。
彼时，我是华文文学系交换学生，学期结束离开台湾前，被她带着在台北街头走足几小时，买好吃的菠萝酥，指认“北一女中”的红砖路和自由广场上的参天大树，人行道上有一只已经死去、不知何时从树上跌落的蝉，她小心地跨过，又蹲下，用手帕包起，放进旁边的草丛中。在市长官邸吃完冰淇淋告别，下出租车前，我对她说，“希望未来的人生还能见到你。”她说，“一定会的。”但我心里悲伤地想，不会了。
再见面， 是早两年的香港书展。我说，“好久不见！五六年了”，她还是笑，“五六年不久，只是你年轻，才觉得很长”。那年夏天，我去台湾，约在她写作的咖啡馆聊聊，提起自己近况——离开象牙塔，文学浓度大大降低，虽也写文章，但总觉交不出好的答卷，“沦落风尘了。”我自嘲，她正色道：“怎么能这样笑自己呢？你就认准你要好好写，人生的其他事情我都抛弃了，这件事还不能做好吗？”一席话，我哭起来，不知是惭愧、委屈，还是鼓舞。
阅读《那猫那人那城》时，我总想起那个被她带着喂猫的夜晚，还有被她埋进草丛的那只蝉。朱天心曾被问起：“你认同的台湾价值是什么？”她答：“一个小水罐”，那隐在一隅藏得刚刚好的、谦卑的、给流浪猫喂水的生命之罐，串联在猫与人与城之间，堪称价值认同的体现。
如果问我，作品浩瀚、金句叠出如朱天心者，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什么？我可能也会这样答：“街边的一只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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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刊登于第207期《香港01》周报（2020年3月30日）《 从写人到写猫 作家朱天心：要为动物打捞记忆》，网上标题为编辑重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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