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婉雯专访．二】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这个时代 琐碎中呈现人性
在《微尘记》一书中，以社会运动为背景的还有《陌路》及《拘捕》两篇小说。《陌路》说的是主角夫妇和朋友利贝嘉在雨伞运动后的不同反应和抉择；《拘捕》则是哲学教授褚在占领时期与学生之间的故事。从人物设置上看，两篇小说的主人公都是她的“同龄人”。他们分别代表了两类人：一类是对运动冷眼旁观，在运动爆发后收拾行李移民的“精致利己主义者”（利贝嘉）；一类是自觉对年轻人有所亏欠，因而有所行动的人（妻子和教授）。
承接上文：【张婉雯专访．一】我城空转虚耗 无力感弥漫 文学成最后避风港
生于黄金年代 中生代的反省愧疚
作为70后，张婉雯成长于香港的“黄金年代”，社会欣欣向荣，就业、住屋和管治都没有太大问题，城市充满了活力。“我们那时毕业，去完旅行才回来找工作，大家都是这样，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张婉雯自觉他们这一代人很幸运，“但现在的年轻人面对的竞争太大，不易找工作，就算找到工作，待遇也不理想，楼价又贵到飞起，如何努力也追不上楼价，申请公屋又没你份。”
“这个社会对年轻人未必公平，有同代人指斥年轻人为‘废青’，但却没想过两代人之间的先天条件极为不同，这是完全不合理的评价。”张婉雯在香港理工大学当了二十年语文导师，相较于同龄人，她和年轻人走得较近，也较理解他们的想法，知道他们的难处在哪里。《陌路》里妻子的那一句，“若靠我们能改变这个社会，学生就不用押上自己的前途了”，显然也是张婉雯的心声。
近年发生的社会运动，赤诚的年轻人总是冲在最前，她既钦佩又内疚：“以我的性格、年纪、体力，我无法站在第一排向前冲；但你要我做一个键盘战士，犬儒地缩在一边看，我更加做不到。作为一个中年人，我能做的就是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尽力去做—和人倾谈、写文章、尝试去理解和帮助（他们）。”
除了中生代的自我反省和内疚感，小说的部份角色也呈现了行动目的不够纯粹的一面。例如《陌路》的妻子组织义工活动，总是将自己摆在“高人一等”的位置，居高临下地帮助他人；在《明叔的一天》中，教会里的王传道虽然是出于善意而打电话关心大病中的明叔，但却流于自说自话，并没有打算聆听明叔想说什么。
张婉雯刻划这些人物的侧面，多多少少是有意为之，因为她早期参与社运时，也会有这种不真诚的时刻——她称之为“人群中拿着扬声器指挥一切的虚荣面纱”；然而，这种处理手法并不影响故事自身的逻辑发展，反而塑造出更立体的人物，也让小说显得更加真实。
在张婉雯看来，不管是参与社运或写作，对自己真诚都是最重要的。她说，真诚不是非得要将自己的伤疤揭露给别人看，“但起码你要清楚自己的局限在哪里，要知道自己软弱和邪恶的一面。”她从社运的最前线往后退，亦是为了关注事件中不同人的反应和心态，“写小说不能忽略人性复杂的一面。我不能将自己的小说简化成立场的宣示和思想的指导。”
所以，张婉雯的小说虽不乏以社会运动为背景，但那也仅仅是作为背景而已，如果说运动发生的那一刻是海面上可见的冰山，那她真正要叙述和挖掘的，则是冰山下潜藏的巨大块垒。“冲突本身是一件事，它如何渗透到日常生活中，从长远来说，这个影响可能更大。”
人生是柴米油盐 琐碎中呈现人性
从2004年出版个人第一本小说集《甜蜜蜜》以来，张婉雯有十多年没有再结集小说出书，原因是“数量不够”，她形容自己的写作状态是“勤而不快”，但正因为慢带来的冷静观察和耐心沉淀，她得以将现象背后的暗涌细细勾陈出来。张婉雯说，写作《甜蜜蜜》时还比较年轻，所以内容多是“混乱的情绪和成长的挣扎”；随着年龄增长，她的目光不再放在自己身上，笔下更多是别人的故事，而这些故事，是你、也是我的日常生活。
“香港人的生活就像仓鼠，你需要不停地跑，不停地跑，根本没有时间去想下一步的事情。”张婉雯不想被生活击倒，也不想放弃她喜爱的写作，她在2012年一篇题为《一个得奖者的忏悔书》的文章写道：“每天一千字，一个月下来就有三万字。参加比赛或胜出与否不是最重要，重要的是我想看看自己能否成为一个有纪律、有毅力的写作者，在营营役役中的生活挣回一点自主的能力。”这一年，她凭借《润叔的新年》获得第25届联合文学新人奖中篇小说首奖。
《润叔的新年》收录于《那些猫们》，小说写的是殡仪仵工的故事，这群人各有各的身世来历，默默做着华人社会最忌讳的工作，见惯世间的最后一程。这种涉及生死和特殊行业的题材明明有很多元素可以渲染，张婉雯却都一一避过，“不洒狗血”、“不坐云霄飞车”，转而选择用较传统的写法，刻划出“生活琐碎中混沌不明的事情”（台湾作家朱天心语）。“对大部份人而言，人生其实没有很戏剧化的事情，大部份都是柴米油盐等琐碎事，但是在这些琐碎里，同样呈现出各种人性。”张婉雯说。
还原人的立体面貌和人性的层次，一直是张婉雯的写作核心。她不断强调写小说不能忽略人性和情感，“不论你笔下的人物是一个好人或衰人，其实都是一个人，而人都有人性，再好的人都有不好的时候，再坏的人都有良心震颤的时刻。人是复杂和混沌的。人不是总是那么清楚的，也不只有一个立场。”
不论你笔下的人物是一个好人或衰人，其实都是一个人，而人都有人性，再好的人都有不好的时候，再坏的人都有良心震颤的时刻。人是复杂和混沌的。人不是总是那么清楚的，也不只有一个立场。
看见，然后写出来
于是，在张婉雯的小说世界中，我们看到既轻盈又沉重的一面：“轻”的是小市民不动声色的生活场景，“重”的是人生中一个个艰难的抉择和幽微的人性。这不期然让我们联想到张爱玲，她在《自己的文章》（1944年）中谈了对写作的看法，认为“人生飞扬的一面”是“浮沫”，只存在于特定时代；“人生的安稳”则是底子，有着永恒的意味，存在于一切时代；而好的作品在于以“人生的安稳做底子来描写人生的飞扬”，“没有这底子，飞扬只能是浮沫”；她还说她笔下的人物“全是些不彻底的人物，他们不是英雄，他们可是这时代的广大的负荷者。因为他们虽然不彻底，但究竟是认真的。他们没有悲壮，只有苍凉”，而且张爱玲相信，“他们虽然不过是软弱的凡人，不及英雄有力，但正是这些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这时代的总量。”
在张婉雯身上，张爱玲的影子是如此强烈。然而，张婉雯毕竟不是张爱玲，在她的小说中，有一个重要角色是张爱玲和陈映真的小说里都难见的。这个角色就是动物。张婉雯的新书《那些猫们》以猫命题，不少人看书名以为是以动物为题材的小说，其实并非如此。动物的描写在书中的不同小说里虽然都占了一定篇幅，有时甚至以动物串联起人物和情节，但张婉雯呈现的并非动物的世界，而是“人和动物”共处的世界。
她甚至不是刻意设置动物这个角色。“城市里本来就有各种各样的动物，关键在于你能不能看见牠们。如果你能‘看见’，牠们其实是无处不在的。”她笔下的猫不是隐喻、不是拟人，猫就是猫，牠们只是和现实一样出现在故事中，与人共处，互相接纳。张婉雯的小说被称为“写实”，大抵也是这个缘故：看见，然后写出来。
上文节录自第171期《香港01》周报（2019年7月15日）《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这个时代 张婉雯： 冲突之后，我们会回到日常》。相关文章︰【张婉雯】《微尘记》后的《那些猫们》 印证香港有好文学动保人兼作家张婉雯 日常琐事变新作 力证“了解比标签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