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打工仔．五】追梦者的劳工权益 谁来保障？
“Freelancer除了真是有人很自愿做以外，它也是一种外判制度，一种很好听的外判制度，而好听的背后却是比海丽邨清洁工更惨，因为它连《雇佣条例》（的保障）也没有。”Martin（刘家乐）说。Martin是职工盟个人及社区服务行业职工总会干事，工会最初针对不知如何归类的零散工而成立，如美容师、家务助理、老人院保健员等，后来，前来求助的人渐渐多了艺术工作者，于是有了“音乐导师工会”等分会。摄影：郑子峰（此为“自由打工仔”系列五之五）
Martin处理的求助个案里，三分之二关于追讨欠薪。每当收到求助，Martin会先判别个案是属于真自雇或假自雇，如果是假自雇就按照《雇佣条例》处理，如果是真自雇，因为聘用者和受聘者双方没有雇佣关系，所以只能按照双方的协议资料（即合约）来追讨。《雇佣条例》所保障的雇员没有追讨欠薪的上限，即使在最坏情况，也有破产欠薪保障基金垫支（上限为港币36,000元），但自由工作者大多属于真自雇，这种非雇佣关系无法向劳工处求助，欠薪变成是商业纠纷，追讨五万元或以下的欠薪要到小额钱债审裁处，五万至一百万要到区域法院，一百万以上要到高等法院。
Martin说：“问题来了，如果对方欠你十万，你去区域法院追讨要聘用律师，变成你可能可以成功追回欠薪，却要付律师费，最终得不偿失。”所追讨之欠薪超过五万，“一个做法是其他钱当跌落海，只追讨五万。”只是很多个案往往不是五六万元的欠薪，他曾处理一个求助个案是三个摄影师合共被拖欠廿万薪金，他感受到他们的处境非常无助。“你上网唱衰对方也没有用，权力不对等，你唱他，你是微尘，他唱你相对易好多。”
如何防范？音乐导师工会理事阿昭（刘彦昭）认为最重要是学懂留证据，当双方在电话确定工作内容后，就把倾谈资料白纸黑字用电邮或短讯传给对方确认，同时要向对方多问关于工作的细节，如资金预算、场地、对象、合作单位等，“对方能给你愈多资料和详情，欺骗你的机会愈少。”他是音乐人，从事自由工作17年，欠薪以外，也遇过被人预留档期而临时取消，他建议正式工作前要向对方收取押金，以减少损失。
他也试过被对方压价，但他认为压价有时是对方缺乏经验，确实不知道这项工作的所需费用，如果仍想与对方合作，可以坦诚沟通，问清楚对方需要甚么，再建议一个较省钱的方法，例如工作人数、器材多寡、现场音乐的长度等，但不要减少每个人的时薪，他相信这样有诚意的合作，既解决对方的问题，也在对方心中留下好印象，以后合作也会被优先考虑。阿昭说：“Freelancer有个不利之处是怕臭朵，怕被人说搞大件事，这令自己很难向对方追数或倾工作条件，但我常常寄语一些freelancer要知道自己的价值，知道自己是不可取代的，你的教学和产品都是独特的。人是尊贵的，你手所做的东西是尊贵的，你尽心尽力去做，至少值得准时找数。”
去年5月，美国纽约洲的自由工作者法案正式生效，法例给予自由工作者可要求雇主签订工作合约（总酬金在800美元或以上）、要求雇主在合约结束后30日付费等权利。现时香港的《雇佣条例》并不保障真自雇的自由工作者，Martin认为香港的法例视野应扩展至自由工作者，因为他们也是劳动社会的劳工，也在创造经济效益，“如果法例、劳工政策最后完全看不见这些人，那我们的劳工政策也几失败。”
为保障自由工作者而立法，容易吗？立法会议员（资讯科技界）莫乃光认为，外国成功立法是建基于他们从前对劳工保障的法例较为完善，而香港一直以来不重视劳工权益、工会弱势，对既有的合约散工也保障不足，很难突然有一群工作性质或收入“高一点”的自由工作者出现，就会为保障他们而订立新法例。同时，他认为把“自由工作者”浪漫化也不利于争取劳动保障，“一方面是你自己选择，另一方面是你多数不是做最基层的工作”，更因为卖脑力而不是卖劳工，而不被社会视为最受剥削的一群。
莫乃光认为，自由工作者增加其实是全球趋势，香港也不会例外，而助长趋势的因素包括科技进步和个人就业期望改变等，这种趋势长远来说会影响政府税收，“如果（自由工作者）真是占劳动人口一个很大的比例，影响到政府的入息税税收，（政府）如何面对这冲击？”
在香港，自由工作者不但现在没有保障，就连保障他们的法例也似乎立法无期，是否入行要慎思？莫乃光说：“自由的角度是很多人愿者上钓，制度上是对这种工作形式不公平，但是否绝对不应该做？这是个人选择。”
上文节录自第121期《香港01》周报（2018年7月23日）《自由工！自由人？探问自由工作之路》专题中的〈谁保障追梦者的劳工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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