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游走于体制内外】向上流才是王道？
人的成长，总是在背叛驯养。驯养是社会机器对人的驯养，剥夺人们天然的自由与野性，使人们变得顺服，为社会，或者在今天就是为那个虚无的数字符号，卖命，共渡困难。我们甚至会一度以为，这就是我们自己想成为的人。有时我回望自己青春时期的文字，真有种惨不忍睹的感觉，不是思想幼嫩或文字功力不足，而是，自己居然一度想成为那个文质彬彬，追求理性拒绝情绪，说话有条理，讲逻辑，讲推论的人。这些都是什么人？都是某种成功专业人士的模样。
什么才算是教育？我们对教育，无非就是正经八股坐在四面墙壁的课室之内，老师站在讲堂上，俯视每个学生，然后头头是道的在说书。在我们的教育体制里，讲求的是系统且理论化的学识，世界的资料。对于这些资讯，如何切实改变与影响我们每天的日常生活，其实我们都是没有感觉的。比如说我自己中学时的历史教学，随了记一堆死记硬背的资料外，就是一些应试技巧。例如假若考题出来，你发现自己熟悉程度不足，那么对于那个题目，你就选你背诵要点较多的立场，正方反方亦可，你的立场可以按着老师派发下来的扼要重点多寡而定。我们对历史毫无感情，不会为了大屠杀而流泪，不会为文化大革命而感伤，是因为，在教学的过程里头，我们没有故事，没有亲身的感悟。
我还记得那个时候，许多同学都对历史科很吃不消，因为大家对历史无感，不感兴趣，而且很多很多的笔记派下来，几天下来就是一个测验，要背诵大量而且只由扼要重点组成的资料，我们其实对历史怎样发生，没有一个脉络式的理解。但是，许多同学却是热切在这个老师名下修读历史，因为这名老师的这种教学方法，在往绩来说教出最多考获最高级别成绩的学生。这种教育，算是教育，却教出了我们什么呢？
《游走于体制内外》这本书由张秋玉及许宝强合编，记录了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硕士课程（Master of Cultural Studies）于2013年举行的两场研讨会，两场研讨会的题目分别为“民间办学与体制边缘的硕士课程”和“身体、情感与技艺的教育”。
整本书的主题，围绕在教育。体制内的教育，可否不如我刚才所说那样？而体制外的教育，又是什么一回事，《游》一书里有着各种不同实践者的分享。
我们的教育在教我们向上流，整个社会都讲求流动性，其实说穿了，也是向上的流动。我们的眼睛总是向上望，却望不到在地生活的人。在这样的指标下，什么叫向上流动？不外乎是白领，管理层，不用亲力亲为的人们，甚至可以统称为非体力劳动工作者。正如《游》一书里面的分享者游静说，这样的教育过程也教育了我们一种等级制度，一种价值的顺序。那些“理性”和“分析”的语言才是顶端至为重要，这些就是白领们日常使用的语言，至于位处底层的，就是那些要用身体劳动的工作，即是说，技艺是不被重视，甚至被贱视的。
我们的教育不重技艺，还会带来另外的问题。技艺是只能透过体验与感知的工艺，不是能够在几句几堂之内习得。如果我们教育的偏见长久下去，教出来的就只会是随便很容易就能够评论的人，而无法教出带有好奇心，好学的人们。一如《游》书中分享者陈惠芳所说，工艺没有理论，一切要通过身体去领会，再去生产，比如说，农夫说“锄吧，举起锄头往地锄就行！”就算农夫示范一次，我们也许要锄过好几个年头，才懂得怎样发力，怎样锄得好。正如造鞋师傅在工作室示范过各种步骤：量度、画纸样、花纹……然后说“就这样跟着做吧”，我们也会发现所为工多艺熟的分别。透过身体不断去重复相关动作，通过时间累积和创造而成的知识，存在于身体本身，融入到身体里。
许宝强在《游》一书里说到，我们这个社会许多的不满，苦闷、抑郁与犬儒，兴许都是因为我们教育不着重技艺而至。人本来有各种潜能，但在教育体制里我们都被去势，让我们成为没有技能的人，无法掌握自己的生命。“掌握”不是一种“我懂得”的状态，而是一种透过实践，去感悟到那件事本身的一种“感觉”。比如说，当我们想调节自己的生活居所，我们其实是没有办法的，只能透过“消费”去“购买”别人的服务，但你如果认识上一辈的老人们，他们或多或少都懂得一点五金、木工的事，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在学校以外有另类的教育 ／学习 ／实验场所，比如说有农地，有土地，于是他们可以尝试，可以向长辈学习搭一间木屋，去建一个农场的基本棚架。比如他们多少都会认识耕作的技术，因为那个时候还有田，他们可以在大食品供应商以外，找到自己的生产与生活节奏。
在这个年代，我们成为没有技艺的人们，成长即是剥离自己各异的才华与潜能创意。当我们走到社会，发现社会不像学校许诺我们那样美好的时候，已经恨错难返了，我们没有条件过另外一种的生活，我们的生活已经深深的嵌入到社会这个机器里头了。所以说，在学校教育里排拒工艺，除了是知识偏见，更是种政治阴谋，让我们失去了反抗，失去了过别的生活的可能，只能够依赖那个由大财团垄断了的世界，我们不断去“外判”自己的生活，去“购买”由他们提供的服务，然后世界就变得愈来愈一样，也愈来愈好操控了。
这种情况，加上宏大叙事的教育，就让事情变得更糟。宏大叙事的教育让我们只认到那些在国家掌权者的故事，而其实我们绝大部分人都不是国家权力者，于是我们就以为，非得像国家权力者一样行事，那些事才能算有意义。结果就是，所有事就变得没意义，至少是我们以为如此。而既然许多事都没意义，那我们干脆不做好了。
这样的教育，实际上让我们失去“看见”的可能，断绝了“行动”的热情，斩去了反抗的“技艺基础”。
上文节录自第103期《香港01》周报（2018年3月19日）《拒绝驯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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