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局｜智慧政府不“智慧” 申诉公署风波敲响公共治理警号
申诉专员公署近日无预警删除网站《公开资料守则》栏目，包括涉及重大民生议题的230宗调查报告，仅保留近三年资料。市民查阅历史报告需“自备纸笔赴公署抄录”。作为独立监督机构，申诉专员公署使命是接受市民投诉、增加公共行政透明度，删除网站资料与其曾经承诺的“透明开放”原则背道而驰，署方就此作出的解释更是愈描愈黑，带出对香港公共治理的更多疑问。
申诉专员公署是独立法定机构，但相关条例并不规管公署本身的行政失当，申诉专员公署直接向特首负责，当中是否也应该包括问责？今次事件在立法会引起广泛质疑，但公署维持“删报告”决定后，议员的“申诉”力度为何却骤然减弱？当香港一面高呼“国际创科中心”愿景，政府行政逻辑却为何倒退回“档案柜时代”？由此观之，申诉公署删网站资料，到底只属孤立的行政失误争议，还是香港公共治理体系跟不上时代需求的预警？
“删资料”是个案还是公共治理漏洞？
《公开资料守则》个案栏目在2016年设立，收录市民投诉个案，确保资料公开透明，让市民行使应有的监督权。近期公署却删除网站内整个《公开资料守则》栏目，其中累计的230项调查报告（如公屋轮候拖延、护老院监管漏洞）已经消失。普通市民、新闻媒体、专家学者等查阅资料的阻力大幅增加。要查询过往投诉个案，需要填写填写表格或以电邮、书面方式提出申请，需等待至少十个工作日。此外，网站内无过去个案目录索引，在新闻中无法查到的报告，便被永远“压箱底”，署方接线员称，若要获取目录只能在申请表格中额外申请。
申诉专员公署是直接向行政长官负责的独立法定机构，其责任是透过独立、客观及公正的调查，处理及解决因为政府部门及公营机构行政失当引起的不满和问题，监察香港政府运作。公署虽无执法权，但通过历史资料透明化及公开调查报告，问责政府，以舆论压力推动改革。公署在2014年发表调查报告，对香港的公开资料制度以及公共档案管理提出建议，倡议设立《档案法》，及阐明现代政府治理理念“资讯自由是问责开明的政府的基石”，如今却主动删剩近三年资料，许多持份者形容为“一种倒退”。
作为公共治理架构下监督政府的把关者、履行《公开资料守则》的捍卫者，公署此次做法被批评背离自身理念。若监督政府的机构都无法厘清自身职责，如何期许监督政府机制能有效运作？谁还可以守住让“公共部门意识到自身问题”的“最后一道防线”？
如何理解“向特首负责”？
公署作为独立机构，不隶属任何政府部门、立法或司法机构，直接向行政长官负责。申诉专员亦由行政长官委任，除“无能力履职责”或“行为失当”，不可罢免。所谓“负责”似乎没有清晰定义，除了保障独立机构不受其他政府部门干预以及向特首提交报告外，特首又是否有权对机构监管及问责？当公署管理决策出现问题，又有谁有权监督？
公署删网站资料的报道上周五曝光后，不同派别的立法会议员纷纷发声批评公署做法，要求恢复被删除的历史报告。到了本周一，公署宣布维持删资料决定，同时指市民可填表申请查阅下架报告，对此，多名议员再度提出异议，但讨论热度随后减弱。有媒体报道，部分议员接到提示“勿评论”后“收声”。立法会议员在香港落实“良政善治”中有重要角色，但如果面对公营机构行政失当时无法“申诉”，还可以如何发挥作用？
斥资百亿造智慧政府，为何网络问题四起？
申诉专员陈积志于19日回应称 ，“如果放太多资料在网站，一定没那么方便。”于是，网上查阅报告变成要“上公署看”，公署回复指，需在指定日期事件到公署，可自备纸笔，允许用手机拍摄，有一个半小时查阅报告。选委界立法会议员江玉欢质疑，“（网站）放报告要几多容量？”实政圆桌立法会议员田北辰亦认为不合理，“开个资料库不就行了？”根据公署招聘资讯，行政主任（资讯科技）基本月薪高达62,800港元，却连一个存载文档的网站都无法构建？
特区政府早在2017年的《香港智慧城市蓝图》提出要打造“智慧政府”，推动电子政务发展。2022年的《施政报告》中提出目标两年后是政府服务全面电子化，2024至25年度政府的信息及通讯科技开支预算约163亿港元 ，2020年颁布的《香港智慧城市蓝图2.0》中相关政策包括推广智慧政府创新实验室提升公共服务、推广公私营机构开放数据、通过科技改善公共服务等。
投放如此庞大的金额，政府却屡屡发生系统故障问题，反映政府对电子政务及“智慧政府”的把握不足。如2023年在区选投票日当日，发生电子选民登记册系统故障，令各投票站未能使用系统发出选票。同年，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推出智能康体服务预订资讯系统“SmartPLAY康体通”，但涉及容量仅能承载1万名用户同时登入，在系统启用当日，大量用户因系统崩溃无法登入。
网络技术落后与港府力推“智慧城市”形成荒谬反差，在网络技术和资讯如此发达的二十一世纪，在港府大肆宣扬要让香港变成国际创科中心的今天，公营架构仍维持八九十年代的思维逻辑，随意找一个不合时宜的理由就能搪塞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