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版国安法｜王振民指立法非“一国一制”：香港要对得起中央厚爱

全国港澳研究会今日（6月15日）举行《基本法》颁布30周年举行研讨会，讨论上月全国人大会议决定订立港区国安法。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中联办法律部前部长王振民提到，有人说中央推行国安法是“搞一国一制”，他重申在国安问题上，全世界都是一国一制，不论是联邦制、单一制国家也如是，香港的一国两制“绝对是例外”。

现时版本是“最温和、最基本、最低限度”

王振民指出，香港回归中国以来， 经常有人“抹黑”中央，由释法、《基本法》第23条立法、国民教育、普选问题，以至去年修例风波等，各种谎言、谣言可说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可以写成“精彩的一本书”，后来事实证明那都是谎言，今日香港仍是世界上自由程度最高的地方。他又言，这些谎言造成的损失，尤其对于青年而言，已是无法挽回。

王振民提到，有人说中央推国安法是“搞一国一制”。他指，国安问题上，全世界都是一国一制，不论是联邦制、单一制国家都如是，香港的一国两制“绝对是例外”；回归前，香港警队的政治部，也是直属于英国。王振民指，在国安问题上，中央自然有权实行一国一制，但认为如果将中国内地的法典全部实行在香港，那才是一国一制。他强调，在香港维护国安的主要责任在特区，中央的角色是主导、监督。

他提到，国安法要解决的问题，是一些《基本法》未有完全解决、没有十分明确规定，人大的决定是发展完善《基本法》，同时因为信任特区，将执行的主要责任交予特区，寄语香港要对得起中央的“信任、重托、厚爱”。王振民又指，目前世界上只有香港没有完善国安法律，立法是要填补空白，现时的版本已是“最温和、最基本、最低限度”的立法，如这还不接受，不如把其他国家的国安法拿来使用。

韩大元暗批大律师公会

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基本法委员会委员韩大元形容，《基本法》是中国对世界文明的贡献，不同人士要从这个角度认识《基本法》，提到有法律团体对国安法提出的意见和批评，他表示尊重，但他批评这些意见并非从《基本法》文本出发和规定，即使是专业意见也失去专业立场。

韩大元强调，国家安全是“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基本保障，中央在行使作出决定的权力非常谨慎，是次透过决定作出重大法律举措，可见其必要性、重要性，又指香港国家安全漏洞，为国家造成重大风险，否则中央不会作出是次决定。

谭惠珠指香港无剩余权力

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谭惠珠指，建立国安机制和维护国家安全是中央职权，并无违反《基本法》，而23条是指香港应自行立法，只是义务性的法律要求，一直没有排除中央可做任何维护国家主权的举措，认为国安法正是深化对“一国两制”的理解。

曾任《基本法》草委的谭惠珠又指，除了国防外交，并非所有事情都是香港的自治权，中央可行使主权、任命官员，又提到有人以普通法看《基本法》，认为《基本法》没有写的就可以做，例如公民抗命、公民提名，认为这是扭曲香港的高度自治，强调根据《基本法》20条，香港不存在剩余权力。

刘兆佳：国安法可诱使反对派内讧

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指，香港“长治久安”将会是中央日后高度关注的一点。他指，回归以来香港长期处于管治困难、外来力量干涉之下，特区政府长时间处于弱势，港人对于国安的意识、责任感不足，订立国安法可以减少外部反华、反中势力与香港势力勾结的机会，弱化其积极策划角色。

此外，刘兆佳认为国安法可阻隔香港作为渗透、颠覆基地，外部势力在港日后会受到愈来愈不利的法律约束，反对派也再不能以立法会作为反共反华的基地，区议会的活动也会有限制。自此，反对派在香港动员能力会大幅下降，大部分人不敢与反对派走得太近。最后，反对派会出现内讧，在斗争策略、中央关系、与政府及爱国派的关系、与外国的关系等，出现分歧，愈来愈不成气候；激进、港独派也会愈来愈得不到支持，从而边缘化。

他认为，国安法表明中央决心对香港实施全面管治权，更好驾驭和改变香港政治体制、公务员队伍，形成强而有力的团结力量，领导对抗内外敌对势力，吸引更多人加入爱国阵营。

国际法学者安东尼．卡蒂（Anthony Carty）指，香港去年发生的社会事件，暴力程度已超出警队可处理的上限。美英等国家对于国安法评论，指这是废除高度自治，无视《基本法》、《中英联合声明》，是没有根据，以及对于香港暴力事件的漠视。他又指，宣传、丑化、诋毁和诽谤一个国家，以及散播恐慌和煽动他国内部不和等行为，都违反国际法，强调中西方在两种语系、文化背景之下，都需要有耐心互相理解。

基本法委员会委员、港大法学院教授陈弘毅表示，从法理学的角度来看，1997年香港回归时候，香港法律制度的根本规范(Basic Norm)由港英殖民地时代英国的不成文宪法为基础，转移为由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基础。1997年后香港法治的根本规范，既不是基于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也不是1990年全国人大通过的《基本法》，而是基于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虽然《基本法》是根据宪法第31条制定，但宪法第31条并不是制定《基本法》的惟一法理依据，而是整部中国《宪法》，整部《宪法》都是有效及有约束力。

陈弘毅认为中国的《宪法》整体上是适用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而宪法中某一项条文是否直接在香港实施或执行，则视乎该条文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关系，包括该条文是否与《基本法》的条文有所矛盾因而不直接在香港实施。例如《宪法》规定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的根本制度，但由于香港《基本法》第5条则写明香港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所以香港不实行中国内地的社会主义制度。

陈弘毅又指，《基本法》确立一国两制的宪制架构，“两制”前提是“一国”，香港居民必须尊重在内地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并承认其合法性，不应该从事破坏内地社会主义制度的活动，也不应该进行危害祖国安全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