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法30年】李柱铭批普选违诺　“一国两制一秒也无落实过”

在传统民主派眼中，他是元老级人物，更被称“香港民主之父”；在建制派和北京官员眼中，他是“唱衰香港”的“汉奸”；到近十年本土思潮兴起，他又被年轻一代嫌太保守。适逢《基本法》颁布30周年，《香港01》专访民主党创党主席、前基本法起草委员李柱铭，回顾《基本法》实施的情况。
作为现存唯一的民主派草委，李柱铭认为，一国两制本身就是极难实践的承诺，他以摇摇板为喻，较强大的一方要主动迁就较小的一方，游戏才有可能继续下去。但他认为，过去三十年北京只重“一国”不谈“两制”，与当初设立《基本法》的原意相违背，批评回归至今香港“没有一秒在实行一国两制”。关键之处，他认为在于普选迟迟未能实现，无人能扮演平衡的角色。

指《中英联合声明》乃国家对港“既定方针政策”之本 

新冠肺炎疫情威胁下，现年81岁的李柱铭选择在家接受视像访问。开门见山，近年中港的政治矛盾根源之一，在于《基本法》框架下的一国两制，拥本地民间过半选票支持的民主派，与北京有两套完全不同的解读。北京认为一国是“根”、是“本”，中央对港拥有全面管治权；民主派认为两制、保留香港原有生活方式才是一国两制的核心。

李柱铭提到，《基本法》第159条指出，《基本法》条文的任何修改，均不得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香港既定的基本方针政策相抵触，这个“既定”的政策，其实就是《中英联合声明》；而《声明》第3段已列明中国对香港的一系列“基本方针政策”，包括外界所认识的“高度自治”、“港人治港”、“五十年不变”等，《基本法》的出现就是为了实行《声明》内的“既定方针政策”，这一点当时草委会副秘书长鲁平也同意。所以《基本法》序言写明“中英两国政府签署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中国才会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

亦因如此，近年中方指出《中英联合声明》已“失效”甚至成为“历史文件”，李柱铭认为属“打茅波”。他反问：“如果《中英联合声明》失效，那是否表示九龙半岛和香港岛要还给英国管？”

2014年国务院新闻办发表《“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表明“中央拥有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全面管治权”。李柱铭对质疑白皮书和《基本法》有矛盾，“全面管治权”和“高度自治”亦有冲突：“实际管治的政府只会有一个，不是中央就是香港，即使实行‘管治权’也要根据《基本法》行使。”他指，《基本法》条文已将行政、立法、司法和终审权下放香港，除国防外交事务，其余一律属特区管治范围。

“普选是一国两制不可分割的部分”

李柱铭过去接受传媒访问时，多次以“两父子玩摇摇板”比喻一国两制。在专访中，他重述这个比喻，并拿起一枝原子笔比划。“双方力量这么悬殊，父亲当然要迁就，坐前一点，游戏才会平衡。”然而回归23年的发展，令李柱铭觉得，一国两制从来没有一秒钟真正实行过，当中的关键，他认为在于特首并非普选产生，“港人治港”无从谈起。

李柱铭说，虽然《基本法》第四十三条列明，香港行政长官对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别行政区负责，但实行起来，特首不是由人民选出，而是由北京实质控制的选委选出，权力来源不是港人而是中央，所以实行政策时，会倾向“父”而不是“子”的一边，于是摇摇板便全面倾斜了。他甚至指出，现任特首林郑月娥在中港利益出现矛盾时，会完全押注在北京一方，忘记自己的角色是要“平衡”两地，其中一个例子，就是处理新冠肺炎疫情时的表现，包括迟迟不封关。他质疑，林郑月娥怎样做，是视乎自己的票源，“优先照顾内地人的观感”，最终延误了早期阻隔疫情的时机。

忆昔89年草委访港 刻意加入“普选”字眼

提到普选，现时《基本法》第45条和第68条分别列明，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产生办法，会按香港的实际情况和循序渐进原则，以普选作为最终目标，这个愿景至今未能实现，成为近年政治矛盾的底因。不过翻查基本法推广督导委员会委员李浩然著作《香港基本法起草过程概览》，1988年公布的《基本法》第一稿，未有列明“普选”的最终目标，直到在1989年2月公布的第二稿中，才白纸黑字将这承诺写入条文中。

李柱铭忆述，起草期间部分香港草委多次向中方反映，香港人非常希望有民主选举，于是所有中方草委于1989年1月访港了解情况，一星期内召开多次会议。“最后一次会议，是（草委之一）李嘉诚宴请大家在希尔顿酒店（现址为长江集团中心）顶楼共进午餐，中方草委会见基本法咨询委员会成员。随后有一日下午，众草委出席餐聚时，有内地草委热切地走过来跟我说，亲眼见识到香港人对普选的期望，中方也同意走这条路，所以第二稿就有了‘普选’的字眼。”

李鹏飞开玩笑：特首大家轮住做！

李柱铭指出，除他和司徒华两名民主派，还有查良镛、谭耀宗等香港草委，当时也一致同意香港回归后应尽早实行普选。“（自由党创党主席）李鹏飞还跟我开过玩笑，如果2007年普选特首，我会当选，然后如果大家发现民主派管不了，2012年会是曾钰成赢，2017年就会是他（李鹏飞）赢，大家轮住做。”只是，同年夏天北京发生六四事件，中国民主化道路到此为止，李柱铭和司徒华退出草委会，本地政界分裂为民主、亲中两大阵营，民主派与北京的沟通之门亦自此几乎完全断绝。

人大常委会于2014年的8.31决定，要求特首候选人获得提名委员会半数提名才能出闸，只能选出2至3个候选人，李柱铭认为这等同由中央直接控制特首候选人，不能接受。倘退而求其次，由立法会提名，20票出闸，他觉得尚且有一点点商量空间。李柱铭慨叹以现时政治局面，推动政改固然困难，惟他认为林郑月娥被问及政改问题时推说办不到，说法是不正确的，因为“政改五部曲”中，第一部曲是由特首向人大常委会提交报告，“发球权”从来在特首身上。

回应本土派：一国两制是没有选择中的选择

自回归以来，李柱铭多次表示北京应实行“原版”一国两制，更指前中共领导人邓小平如仍在世，看见现时情况不会高兴。然而近年本土主张兴起，有论者质疑，一国两制设计的本意，并非有意引领香港走向民主，而是令香港和中国内地走向同化，所以要求北京“实行原版一国两制”并无意义。

李柱铭在访问中未有详细回答，他其后主动联络记者，希望了解更多理据。记者解释，部分本土派认为一国两制本身“命定”失败，因为中国传统政治的“大一统”思维，不会容许国家有两种政治制度；一旦香港民主化，会被视为威胁中国共产党在内地的管治。所以本土派认为，当年邓小平设计一国两制，真正原意未必是促进香港民主化，而是权宜之计，让港人接受回归，待中国国力强盛、足以抗衡欧美民主国家时，慢慢收紧两制的差异，让香港倒向内地的制度，和今日官方强调的“全面管治权”其实是一脉相承。

李柱铭思索数秒，回应道：“可能他们（本土派）这个判断是对的。”他认为，邓小平已不在世上，现时猜测邓的动机已难以考证，但从结果来看，这也可算是一个合理的推测。不过李提到一个现实问题：“在那个年代，中英已达成共识，中国要收回香港，英国不要香港，香港没有条件独立。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我们就算不信北京，但还有什么选择？那当然是要求北京做得好一点，依足《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行事。”他认为，一国两制纵然极难，但未至于完全不可能做到，反正当时也没有别的方案可选。

民建联创党主席、立法会前主席曾钰成近日接受《香港01》访问时提到，30年前的《基本法》，未能切合今日香港的政治局面，实践过程中亦矛盾重重，倡议在香港重新咨询、修改。对此，李柱铭认为曾钰成的出发点或许也是为香港好，但他认为毋须修法，只要北京按起草《基本法》时承诺的一套去做，已相当足够。

“首先我反对港独，但...”

基于上述对一国两制的失望，部分年轻一代从根本质疑一国两制的存在价值，更有部分人提出更激烈的港独主张，触及北京的政治红线。

李柱铭表示，以往亲中派经常骂他是“港独分子”，但他相当肯定自己从无提出港独，也明确反对港独，主张台湾问题和平处理。不过，他说相当理解年轻一代的想法。

“如果我今年18岁，我也会去冲”

“我知道现时的年轻人怎么看我们，他们会问‘李柱铭，你当年为什么这么傻，会支持《中英联合声明》、支持一国两制，没有倡议独立？他们是这样想的。”李柱铭指，年轻一代亲眼见识一国两制廿多年都行不通：“你怎可能去怪那些年轻人？如果我今年不是81岁，而是18岁，我也会去冲。我自己到今日仍然反对港独，但你可以拿出什么理由，去说服他们不要支持港独？”

民主派“国际线”始祖 “我不介意被骂汉奸”

说到年轻一代，去年的反修例运动，年轻网民之间衍生出“国际线”一词，意指到外国讲述香港人权民主状况，引起国际关注，李柱铭在回归早期是这方面的第一人；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亦曾透露，自己投身于“国际线”，亦是相当程度源于李柱铭一次邀请。不过建制派和政府一向严词批评此举是“唱衰香港”，李柱铭多年来亦被亲中派视为“汉奸”。

李柱铭表示，自己投身民主运动多年，已经被骂惯。他指自己无愧于心，认为所做的事是对中国、对香港都有好处，又笑言：“汉奸已算是最难听的词语，连这个我也接受到，相信没有其他辱骂我是接受不到。”

相信民主派立法会35+后“不会乱来”

《基本法》的实践关乎香港时局，而时局发展又很大程度视乎两边实力如何，话题顺势转落到今年九月的立法会选举。民主派酝酿抢攻功能界别，在立法会取得多于35席，否决政府法案甚或制造宪政危机。有建制派炮轰民主派过半会破坏特区管治，甚至令香港“揽炒”。中联办主任骆惠宁更形容，此举有如“夺取管治权”。

李柱铭以1995年立法局选举为例，当时民主派在60席大取得31席，很多人都关注民主派会否“搞事”，但最终没有：“当你是少数派时，说什么都可以；当你拥有多数时，每一步都要很小心。”李柱铭强调，自己会尽一切努力帮助民主派取得过半席位，但相信民主派在立法会过半后也“不会乱来”，会按照大多数市民意愿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