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法30年】曾钰成：修法不能避免 倡7草委牵头、中央推咨询
适逢《基本法》颁布30 周年，曾担任特区筹备委员会成员的前立法会主席曾钰成接受《香港01 》访问时指出，《基本法》实践过程中矛盾重重，不足以应付近年中国、香港政治局势变化，断言一国两制要行穏致远，修改《基本法》是不能回避的事，中央政府不应因为害怕处理争议而“斩脚趾避沙虫”。
曾钰成提出，由基本法起草委员成员组成专家团带头，就《基本法》作研究，向中央提出修法建议，再由中央提出修改的初步构想，并在香港展开大咨询、大辩论。他认为，可以先讨论争议性较细的条文，例如废除行政会议，以及在基本法中的列明中联办的设立及职能，相信民主派议员亦不会反对以上修订。
基本法实践中的三大矛盾
曾钰成解释，当年中央无法预测香港几十年后的情况，所以邓小平指示《基本法》的起草过程采用“宜粗不宜细”的原则，留下回旋空间，供将来在实践过程中把条文完善和具体化。“本来，要完善基本法，最合理的做法就是修改。你很难想像90年代颁布的《基本法》可以一成不变应付到当前的问题。”但发展至今日，要为不合时宜的条文提出修改，却会触发社会极大争议，换言之，当年设计基本法时本留下空间给未来修改，但现在却变成无法修改，此为第一大矛盾。
据曾钰成理解，中央当年是抱着最大的善意、最好的期望来写这部《基本法》，亦很着意想争取港人对回归祖国的支持，所以写得很“寛松”，例如列明特区应就23条自行立法，但没有提及如果香港没有就23条立法又怎办？例如中央可透过附件三把某全国性法律涵盖香港实施（现行例子是国歌法），但没有提及倘无法完成本地立法、无法在港实施有何后果？因为“当时内地有良好意愿，觉得既然回归了，香港怎会不与中央合作。”不过现实是确有《基本法》条文无法落实，却没有机制处理，此为第二大矛盾。
而第三大矛盾，就是中央与香港就政改问题的各自理解、各自演绎。曾钰成忆述，当年撰写《基本法》时民主思潮正盛，“当年陈方安生讲过，相信一国两制最终会变一国一制，而且是变成香港这一制，当时内地亦不少人是如此想法。”在这种背景下，催生了普选的目标。惟无论中央或香港都无法预计30年后中港关系演变成今日局面，造成政改推进无期，“泛民觉得中国不守信用，提出他们认为的假普选；中国又觉得明明基本法写明有提名委员会，你为什么要弄出一个公民提名？”曾认为，香港政局争闹不断，根源就在这里。
他指出，不计去年发生的反修例风波，香港回归23年来发生的三次政治危机完全未有解决，人大831事件、23条立法、国民教育被否决，每件事都冲击特区和中央之间的关系。他断言修改《基本法》是不能回避的事，“中央政府不能斩脚趾避沙虫，觉得不敢踫，不去解决，否则矛盾只会愈来愈大”。
专家团研究后作建议 中央提初步构思咨询香港公众
那么，要解决这“三大矛盾”，应如何着手？虽然香港特别行政区有权提案修改基本法，但门槛极高，因要满足“香港全国人大代表三分之二成员同意”、“立法会全体议员三分之二同意”及“行政长官同意”三大条件，其后再交予香港全国人大代表团，在全国人大的会议上提出。曾钰成笑言，这个方案“基本上是不用想了。”
他续指，除了香港，国务院和人大常委会都有权提出修改基本法，“国务院随时可以提，没有人可以阻止，所以中央如果有决心修改，没有人能阻止。”换言之，中央必须做推手。曾又补充，虽然中央有权做，但必须做足功夫，充份咨询，充份评估在香港社会造成的反响，充份准备拆弹，“不要像特区政府推（修订）逃犯条例般”。
曾钰成倡议，应该乘着《基本法》颁布30周年之势，由当年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中至今仍健在的7名委员组成专家团带头，就基本法的实践作研究，然后向中央建议，再由中央提出修改基本法的初步构想点，并在香港展开全民大咨询、大辩论。“这里一定会很多争议，但没有问题，大家做好准备面对争议，问题不等于你不拿出来就没有。”
争议性少修改可优先讨论 包括废除行会制度
曾钰成建议，可以先讨论争议性较细的条文，例如废除行政会议，“好不合理，完全与时代脱节，又可以黑箱作业，行政长官话事谁可以入行会。”他指其他英国殖民地独立后若干年即废除相类似制度，惟香港仍然保留。
他又提出，在基本法中的列明中联办的设立及职能，指中央三大驻港机构，即中联办、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和解放军驻港部队，后两者的职能都由《基本法》第13条和第14条作出规定；唯独排在最前面的中联办，却找不到任何《基本法》条文提及它的设立和职能。
“中国欲赢回台湾 须先赢回港人信心”
曾钰成认为，中国政府依然希望朝一日和平统一台湾，而和平统一的基础就是一国两制，因此他预料中央在未来必会继续坚持一国两制，“现在台湾人看不起一国两制，被蔡英文拿来造文章，他们不相信一国两制，因为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给不了他们信心。”故此中国为赢回台湾的信心，定要先赢回港人对一国两制以及对《基本法》的信心，“唔做呢场大骚点得呢?”
社会气氛剑拔弩张，如此环境下主动提出修改基本法，无疑于投下另一枚政治炸弹，为何认为民主派愿意奉陪“做场大骚”？曾钰成认为结果视乎如何修改，“如果是按他们的意愿来改，为什么不参加？他们不参与是放弃自己发言权。”
冀北京和泛民先重建沟通渠道
谈至最后，曾钰成自嘲，预计自己的提议即使在建制派圈子中亦不受待见，“对我比较好的，就说我是一厢情愿，书生论政。”他叹气反问，“但不这样做，又可如何？我看不到有第二条路。”
2015年“8.31”政改方案方案被否决，占中事件爆发，中港关系跌至冰点。曾钰成指，当时起北京和香港泛民主派的沟通路途径自此堵塞，如果中央要启动修改基本法的大讨论，便须先与民主派建立正常沟通渠道，重点是中央最以最大诚意与民主派沟通，“无论你如何看待泛民这些人，他们的确有得到香港相当一部份市民的支持，不跟他们沟通，一国两制又如何走得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