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建国百年（三）：为什么说埃尔多安是土耳其“新国父”？

2023年是土耳其建国百年，也是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正式掌权的第20年。

在过去，埃尔多安是西方眼中的文化交流大使、伊斯兰世界的民主希望。2004年1月，美国犹太人大会授奖埃尔多安，表彰他对促进文化和平的贡献；2009年6月，第20届克莱恩-蒙塔纳论坛（Crans Montana Forum）在布鲁塞尔登场，埃尔多安以荣誉嘉宾身分出席、获颁“基金会奖”（Prix de la Fondation），该年主席更是夸赞“土耳其为世界和平与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证明民主和伊斯兰教可以共存。”

这些赞誉多来自西方对埃尔多安的早期认识。2003年埃尔多安首次担任总理时，各国原本担忧新总理的“伊斯兰属性”，会改变土耳其的政治发展与对外战略。但见到埃尔多安积极争取加入欧盟后，各国疑虑渐消，不仅称正义与发展党（AKP，简称正发党）是“模范穆斯林民主党”，美国前总统小布什（George Walker Bush）更在2004年赞许土耳其是“伊斯兰治理的典范”，埃尔多安是“虔诚的改革者”，要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并让土耳其融入西方。

但这些赞誉也有尽头。2010年“阿拉伯之春”爆发后，西方与土耳其的关系愈发微妙：彼时阿拉伯世界接连爆发大型内战，安卡拉开始了自己的地缘棋局，先是支持埃及穆斯林兄弟会、与2013年再政变的军政府交恶，又自2016年起多度对叙利亚发起军事行动，与美国支持的库尔德武装发生冲突。在这之后，西方媒体明显强化了对埃尔多安的批评，称这位“独裁者”贪腐严重、正在失去民心，正发党的统治即将结束等。

2017年开始，类似抨击更是如影随形。在这一年，土耳其举行了修宪公投，将政体从议会制改为总统制，再加上2016年流产政变后的“大清洗”，埃尔多安的权力明显上升，在对外战略上也更加独立自信：宣布采购俄罗斯的S-400防空导弹、不顾希腊埃及反对与比亚签署了海上边界协议、强化与伊朗的互动、无视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后，埃尔多安的独立姿态愈发明显，如今西方媒体提起土耳其，再也不是之前的“模范穆斯林国家”，而是“伪装成北约民主成员的独裁国家”。

整体来说，西方评价埃尔多安，更多是基于“埃尔多安是否听话”这个标准，也就是土耳其的行动“是否契合西方的国家利益”。但如果从土耳其建国百年的视角出发，在笔者看来，埃尔多安即便争议缠身、毁誉参半，其掌权20年对土耳其的内外改造，都当得起“新国父”这个称号。

凯末尔为土耳其规划了什么未来

首先回顾土耳其国父凯末尔（Mustafa Kemal Atatürk）的政治建树。1920年代的土耳其菁英面临了残酷现实：奥斯曼帝国四分五裂、权威不再，西方列强则虎视眈眈，因此凯末尔在1922年结束土耳其独立战争、1923年签署《洛桑条约》（Treaty of Lausanne）后，便开始了一系列国家改造工程，要以“西化”路线来强国。

在政治场域，凯末尔首先推动了宪法的西化，包括在1924年颁布新宪取代1921年旧宪，以及在1935年删去宪法中的伊斯兰教元素。结果，哈里发制、米利特制（Millet）彻底被废，宗教事务局（Diyanet）则在1924年正式成立，目的是监督宗教事务、确保共和国的“世俗认同”不受挑战。种种改革的宗旨，就是要推动土耳其成为世俗的民主共和国。

接著是社会场域。凯末尔竭力打压奥斯曼帝国的宗教遗产，例如削弱伊斯兰教法学者的权威、禁止公务员与学生穿著宗教服饰、鼓励以土耳其语印刷《古兰经》与唤拜、妇女赋权、废除苏菲道团、禁用回历改采西历等。这一时期的土耳其男女，都经历了生活习惯的巨变：男性被禁戴毡帽与头巾，若是公务员就必须戴西式礼帽，公领域生活几乎没有宗教痕迹，且工作上的“周末”从星期五、星期六改成了星期六、星期日；女性的感受应该更深刻，1930年土耳其妇女获得了地方选举的投票权，并在1934年获得了普选权，早于不少西方国家，且凯末尔废除了一夫多妻制，修法规范男女拥有平等继承权、离婚权，并鼓励妇女就读大学、投入职场，在凯末尔执政时代，女性的劳动参与率高达70%。

再来是经济场域。凯末尔在1930年代推动土改，计划将30万公顷的土地重新分配给土耳其农民，并开设农村农业机构，教育农民以提高生产力，1938年凯末尔逝世后，土改的相关计划仍继续进行。工业上，凯末尔推动进口替代、成立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等策略，让土耳其不仅新建许多农业、机械、纺织的国有工厂，也接管了本被法国垄断的土耳其烟草业。

最后是教育场域。凯末尔积极鼓励男女同校、女童教育，并推动了课程的世俗化与民族化：大幅降低伊斯兰元素，在历史叙事上贬低作为土耳其前身的奥斯曼帝国，并将奥斯曼土耳其字母改为拉丁字母。在赞成这项改革的菁英看来，放弃以阿拉伯-波斯字母为基底的旧字，便是与奥斯曼、伊斯兰历史的诀别，代表土耳其走向新生、面向西方、远离中东传统的决心；且拉丁字母较易学习，也有助土耳其推行扫盲运动，提高大众识字率。

整体来说，凯末尔的改革深刻改造了土耳其社会，经济方面的成效尤其显著。截至1930年代末，土耳其的重工业产量比建国初期增加150%，人均GDP也从800美元上升到了2,000美元；土耳其农村的土改、防洪工程、农业教育机构同样提升了农业产量，凯末尔也因此被称作“土耳其农业之父”；教育改革同样成效显著，1923年至1938年间，土耳其小学生人数增加了224%，中学生人数增加了12.5倍，高中生人数增加了近17倍，土耳其识字率也从9%上升到33%。

但在改革的光明面后，阴影始终相随。凯末尔改革的最争议面向，就是截断了土耳其与奥斯曼的传统联系，并将世俗主义上升为不容挑战的政治正确，牺牲了广大农村居民、保守派的情感与生活依托，导致改革期间骚乱纷起；再加上凯末尔出身军旅，军队不仅在改革当中扮演弭平骚乱的“维稳”角色，也在凯末尔逝世后以“世俗主义的捍卫者”自居，屡借“拨乱反正”之名干政、发动政变，同样影响了土耳其的政治稳定。

而上述正反成果，将在多年后被埃尔多安承接、消解，土耳其的国家性质也将因“新国父”的到来而再生剧变。

埃尔多安对土耳其的再改造

聚焦埃尔多安崛起的时空，土耳其政治伊斯兰隐然回潮，但军队势力依旧庞大。往后20年，埃尔多安凭借经济建树、个人威望，成功驯服了土耳其军队，终结了军队干政的传统，更校正凯末尔时代的“脱亚入欧”路线，强化了当代土耳其与奥斯曼帝国的记忆连结，也在对外战略上更加独立自主。

而驯服军队便是一切的开始。1960年土军发动政变、处死总理曼德雷斯（Adnan Menderes）后，便在1961年制定了《土耳其武装部队内部服役法》，要为自己的干政建立法律正当性。此后，土军在1971年、1980年两度政变，并在1997年操纵罢免了伊斯兰政党福利党（Welfare Party）的党主席埃尔巴坎（Necmettin Erbakan），不让其就任总理。埃尔多安掌权后，军队还曾在2007年公开声明：如果土耳其宪法的世俗性质受到损害，土耳其武装部队随时准备进行干预。

但同一时期，土耳其也在埃尔多安治理下迎来经济起飞。2008年至2013年，美欧日等发达市场通过了多轮量化宽松政策，国际“热钱”大量涌入土耳其在内的新兴市场，再加上埃尔多安主打持续降息的“非正统经济学”，促进了土耳其营造业、基础建设的蓬勃发展，为其个人积累了大量支持，埃尔多安也趁此推动了个人崇拜，将自己打造为“土耳其崛起”的代名词，大街小巷更是随处可见埃尔多安图腾，即便不能与凯末尔相比，却也毫无疑问是凯末尔之后最有威望的领导人。而这一特点，便是埃尔多安驯服军队的关键。

2008年起，埃尔多安政府开始以“与极端民族主义组织Ergenekon有联系”为由，对军方发起调查，被拘留与审问者超过百人，其中还有几位将军；2010年，埃尔多安又以“密谋推翻政府”之名，逮捕多位军警高层，官衔包括将军、上校、指挥官等；2011年最高军事委员会召开前夕，为抗议政府的大规模逮捕，土耳其总参谋长与陆军、海军和空军指挥官威胁退役，但埃尔多安并未妥协，而是迅速撤换了部队指挥官；2016年7月，被逼到墙角的土耳其军队再度政变，但骚乱被迅速弭平，埃尔多安随后对军队发动了大清洗，曾经的失控巨兽，已难再有反扑力道。

而从上述发展可以发现，埃尔多安以民意支持、个人政绩为靠山，先是用法律调查削弱了军队的民意基础，再通过不断的逮捕与撤职，剪除了土军当中“反伊斯兰”、“反埃尔多安”的重要骨干，从内外杜绝了军队的干政可能。

因此也可以发现，在2008年调查军队的进程启动后，埃尔多安更敢于标举伊斯兰、奥斯曼的历史符码。以影视作品为例，土耳其在近10年大量推出了强调奥斯曼帝国辉煌的历史剧与纪录片，包括2011年的《辉煌世纪》（Muhteşem Yüzyıl）、2012年的《奥斯曼帝国往事：叛乱》（Bir Zamanlar Osmanlı: Kıyam）、2013年的《征服者》（Fatih）、2014年的《菲林塔》（Filinta）与《复活：埃尔图鲁尔》（Diriliş: Ertuğrul）、2015年的《辉煌世纪：科塞姆》（Muhteşem Yüzyıl: Kösem）、2017年的《阿卜杜勒哈米德》（Payitaht Abdülhamid）、2019年的《创建：奥斯曼》（Kuruluş: Osman）、2020年的《帝国崛起：奥斯曼帝国》（Rise of Empires: Ottoman）、2021年的《巴巴罗斯：地中海之剑》（Barbaroslar: Akdeniz'in Kılıcı）等。这些作品虽被部分阿拉伯国家禁播，却在巴尔干、中亚等地广受好评，也形塑了一代土耳其人的历史新意识。

与此同时，宗教学校在土耳其复苏，清真寺迎来大量扩建与新建，伊斯兰实践也开始重回公领域，埃尔多安更在2020年恢复了圣索菲亚（Hagia Sophia）的清真寺地位，并在该处举办1934年来的首场大型礼拜，由土耳其宗教事务局局长埃尔巴斯（Ali Erbas）主持，埃尔巴斯之后还多次出席政府活动进行祈祷，引发了世俗主义者抨击。但没有军队支持的抨击，充其量是舆论的口诛笔伐，无法撼动埃尔多安的统治格局，凯末尔的世俗路线已然让位。

此外驯服军队后，埃尔多安也开始大胆用兵海外，包括对叙利亚的多次进军，以及派兵开赴利比亚内战，而以上种种又可与“向东看”的对外战略相连结，让外界看到土耳其在“脱亚入欧”外的新选择，也成为安卡拉与西方近年的摩擦根源。当然土耳其的转向更多是受国际局势所驱动，包括中国崛起、俄罗斯复兴、新兴市场蓬勃发展等“东升西降”的时代特征，让安卡拉感知到“脱亚入欧”已非唯一选项，只是若无埃尔多安对内集权的相配合，恐怕也无法操作得如此大刀阔斧。

100年前，凯末尔厉行改革，在百废待举的帝国废墟上创建了当代土耳其，其改革层面之广、力道之强、影响之深远，被后世称作“凯末尔主义”；而今的埃尔多安虽未明言改革，却是用自己的方式，在执政20年间再次改造了土耳其，影响遍及内政、经济、外交、教育、宗教与世俗关系各场域，让土耳其从一个军队干政的西化国家，转为继承奥斯曼文化与地缘遗产的欧亚强国，即便“新奥斯曼主义”更多是西方用以批评埃尔多安的话语，却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埃尔多安的政治耕耘。

当然，埃尔多安也选择性的继承了凯末尔遗产，更时常在公开讲话中提起“加齐”（Ghazi，凯末尔头衔之一）。从更长远的历史视角来看，凯末尔与埃尔多安看似立场相反，其实都完成了改造土耳其的时代任务，因此两人的跨时代互动与其说是“路线之争”，不如说是横跨欧亚的土耳其本必然会有的“一体双生”。据土耳其法律规范，2023年到2028年应是埃尔多安最后一个总统任期，但当代土耳其的形貌已与过往不同。未来不论何人接班，想必都无法忽略这位“新国父”的政治遗产与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