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建国百年（一）：从“脱亚入欧”到“脱欧入亚”？

1923年7月24日，《洛桑条约》（Treaty of Lausanne）正式签署，“土耳其共和国”成为奥斯曼帝国继承者；同年10月29日，安卡拉被确立国家新首都，土耳其共和国宣告成立。

在这之后，土耳其经历了国际体系与区域秩序的变迁，庆祝了无数个建国周年，终在2023年10月29日迎来百年庆典，全国张灯结彩、旗帜飘扬，5月刚胜选的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更是把握机会进行宣传，要将自己与“土耳其荣光”紧密相连。

回首过去，土耳其虽不被西方视作“自己人”，却在外显行为上长期扮演了西方附庸，且急于融入“西方大家庭”，包括在1950年成为欧洲委员会首批新成员国、在1952年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简称北约）、在1995年与欧盟签署关税同盟协议、在1999年成为欧盟候选国、在2005年就会员资格与欧盟开启正式谈判等。

其原因也不难想像。第一，土耳其建国初年的精英普遍认为，奥斯曼帝国之所以崩解，除了对外政策太过冒险，更是因为不敌西方的“现代化路线”。而这种劫后余生的认知，让土耳其竭力要加入“强大西方”，来摆脱“东亚病夫”的往日梦魇。因此“亲西方”既是败者的服软，更是慕强的体现。

第二，土耳其建国20余年后，冷战到来。在两极体系的国际关系下，作为中小型国家的土耳其，既没有不选边的自由，也没有发展独立外交的空间，只能优先考虑西方大国的国家利益，来换取安全保障、经贸互动。所以观察冷战时期的土耳其外交可以发现，不论是政党轮替或军队政变，都不能改变土耳其的亲西方路线。

然而，就在建国百年的前二十年，土耳其外交发生巨变，安卡拉不仅敢于扩大在中东的军事存在，更无惧与俄罗斯接触合作，同时在高加索也更有作为，持续百年的“脱亚入欧”，似乎正在转为“脱欧入亚”。

土耳其的外交巨变

首先是中东。土耳其长期秉持“与邻国零问题”的外交政策，不愿与中东邻居剑拔弩张。但冷战的结束似乎改变了这一倾向，让蛰伏已久的土耳其看到“崛起”机会，积极地左右开弓。

例如在沙特主导的海湾地区，土耳其与伊朗都利用卡塔尔“不甘为附庸”的心态，强化了自己在海湾的存在，其结果就是引爆2017年的卡塔尔外交危机，但沙特最终没能让卡塔尔屈服，危机以两国的复交作结，沙特也缓和了与土耳其的紧张，安卡拉无疑是这场博弈的赢家。

接著是利用“阿拉伯之春”的混乱进军叙利亚。自2016年以来，土耳其四度发起对叙军事行动，分别是2016年至2017年的“幼发拉底之盾”（Euphrates Shield）、2018年的“橄榄枝”（Olive Branch）、2019年的“和平之泉”（Peace Spring）、2020年的“春之盾”（Spring Shield）。起初，土耳其的名目仅是反恐、打击库尔德武装，但自“橄榄枝”行动起，“建立势力范围”的目标正式台面化，土军开始袭击叙利亚政府军，引发了支持阿萨德（Bashar al-Assad）政权的俄罗斯不满，导致土叙冲突升级为土俄交火。最后土耳其虽不敌俄罗斯铁蹄，却还是进入了莫斯科主导的“阿斯塔纳和平进程”，成为协调叙北秩序的重要成员。

而在高加索也是类似场景。近年来，土耳其视高加索为“通往中亚的陆桥”，也希望拥有稳定的天然气进口，所以会在纳卡冲突中支持天然气产量丰富、同为突厥民族的阿塞拜疆。这一做法当然会挑战俄罗斯的主导地位，与土耳其介入叙利亚的情境类似，只不过两国最后也同样协调出“联合监测停火”，实现了在南高加索的共存。

而土俄关系的强化，则是影响西方近年讨论“我们是否失去土耳其”的关键。首先是经济领域，2010年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Dmitry Medvedev）访问土耳其，签署了大量合作协议，其中就包括阿库尤核电站（Akkuyu Nuclear Power Plant）工程，预计能生产土耳其全国10%左右电力；2016年，两国又签署了“土耳其溪”（TurkStream）的政府间协议，工程于2017年启动，并在2020年1月开始向保加利亚输气，改变了原本依赖乌克兰、跨巴尔干管道的东南欧天然气格局。

接著是军事领域，土俄虽在叙利亚、南高加索形成竞合，两国的军工合作却稳定前进。2017年，土耳其宣布购买俄罗斯的S-400地对空导弹系统，导致美国将土耳其踢出F-35战机的交付计划；2019年，俄罗斯派出Su-35 S和第五代隐形战斗机Su-57至土耳其参加伊斯坦布尔技术节（Teknofest）；2021年，俄罗斯开始协助土耳其研发新一代战机，部分土方官员甚至表示，如果美国始终拒绝升级F-16，“我们也有兴趣购买俄罗斯战机”。

而在政治领域，土耳其的“不合群”表现得愈发明显，尤其是俄乌战争爆发以来。2022年3月，始终拒绝参与对俄制裁的安卡拉开始斡旋停火，并且促成了俄乌外长开战后的首次会谈；2022年5月，土耳其“一夫当关”否决了芬兰、瑞典加入北约的要求，接著开始对美国漫天要价，包括F-16战机升级计划、甚至还有加入欧盟；2022年7月，土耳其成功让俄乌签署黑海运粮协议，确保了乌克兰粮食的顺利出口，也展现了自己同俄罗斯的特殊信任；2022年9月，埃尔多安在上海合作组织（简称上合）峰会上会晤普京；2023年6月，俄罗斯国家杜马议长沃洛金（Vyacheslav Volodin）代表俄罗斯出席了埃尔多安的总统就职典礼。

简单来说，土耳其在中东等地的新作法兼具了破坏性与建设性：虽会破坏土耳其与周遭国家的互动，却也让土耳其实质扩张了势力范围，且周遭国家最终不得不接受，选择以“共存”取代全然压制；与此同时，安卡拉与莫斯科的互动也让不少西方国家感到疑惑，更让冷战以来习惯宰制的美国感到陌生。

不是“脱欧入亚”而是“欧亚都要”

但要以“脱欧入亚”概括土耳其的前述表现，其实并不准确。在笔者看来，土耳其的“骑墙姿态”，其实是在特殊的国际、内政背景下，强化了自己的“欧亚混血性”，以及追求与之相生的国家利益。简单来说，现在的土耳其不是“脱欧入亚”，而是“欧亚都要”。

首先是国际背景。冷战的结束让土耳其有机会摆脱阵营对峙的大国外交，随后的中国崛起、俄罗斯复兴，更让土耳其捕捉到了“东升西降”的时代轨迹，所以开始敢于“不以美国马首是瞻”来行动，既要极大化国家利益，也是意在操作对冲进行要价。

以中国为例，土耳其看重北京的经济与建设实力，所以自2010年起便同中方签署了能源、贸易、基础设施、卫生、物流、科技、文化等多场域的项合作协议，即便“新疆议题”一度干扰两国互动，也不能阻止土耳其参与“一带一路”。从2002年至2020年，中土贸易总额从16.4亿美元成长到了220亿美元，中方承包的大规模基础设施、铁路建设工程也在土耳其落地生根，例如安卡拉至伊斯坦布尔的高速铁路、伊斯坦布尔的地铁；中国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报告也显示，土耳其的参与始终积极，既是2019年的第三大借款国，也是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的第六大借款国。

至于俄罗斯，则被土耳其当成“实现战略自主”的重要标的，例如采购俄式军备，明显就是要实现国防系统的多元化。虽说几世纪以来，两国关系的竞争本质相当明显，但在北约持续东扩、美俄关系日渐紧张的当代背景下，与俄罗斯交好，某种程度上就是对美国、北约、甚至欧盟的“反叛”，但西方的愤怒也正是土耳其想要的效果，因为在其看来，这刚好能提醒西方“土耳其的存在至关重要”。

例如在阻挡芬兰与瑞典加入北约上，土耳其口头高喊库尔德议题、看似有意为俄罗斯免去困扰，其实本意还是勒索美国，要将两国入约与升级F-16战机、加入欧盟等议题相捆绑，既是赌自己不可能因此被开除会籍，又设想美国即便不答应前面两个条件，也必然要用其他好处来换，所以这一操作稳赚不赔。

接著是内政因素。冷战结束后，新成立的土耳其政党、新政治精英、公共知识分子普遍呼吁“更自信的外交政策”，2002年正义与发展党（简称正发党，AKP）上台执政后，这一趋势更为明显。对埃尔多安来说，“战略自主”不只是对外政策，更是面向内部的重要话语，是“新土耳其”愿景的自然延伸，也是土耳其作为慕斯林世界领先国家、全球南方关键参与者的重要基础。

在“战略自主”的包装下，埃尔多安希望塑造对外军事干预的正当性，同时转移民众对土耳其内政的不满，包括金融危机、里拉跳水、通胀飙涨，毕竟前述问题都不是短期可解，而是土耳其陈年弊病的集中体现。而这一考量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土耳其在俄乌战争下的积极表现，包括斡旋俄乌谈判、促成黑海运粮协议、阻挡芬兰与瑞典加入北约等：因为埃尔多安要争取2023年的总统连任，内政不足只好外交来补。

同时，埃尔多安也用“战略自主”的相关话语来批评反对派，将后者打成“西方走狗”，称反对派只知道巴结欧盟、美国，丝毫没有争取土耳其国家利益、维护国家尊严的想法。这一操作在2023年总统大选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埃尔多安几乎是将“战略自主”当成了召唤选票的工具，并称自己才是最爱国、最懂得为土耳其争取利益的候选人。

但即便埃尔多安与正发党展现了“脱欧入亚”的倾向，也不能代表土耳其就完全放弃了“脱亚入欧”。从阻挡芬兰、瑞典加入北约一事便可发现，埃尔多安心之所向的最理想目标，还是即刻加入欧盟，以及让美国协助升及军备，即便这两点都曾是他批评反对派的名目。

而背后原因也不难想像，即便从2002年至2020年，土俄贸易额从50.6亿美元增加到了276亿美元，双边投资存量也超过200亿美元，欧盟仍是土耳其的最大贸易和投资伙伴。以2022年为例，该年土耳其对欧盟的出口额高达1,030亿美元，占土国总出口的40%，2023年前9个月，土耳其对欧盟出口额达782亿美元，也占土国总出口的近42%。至于同美国的紧密联系，那就更不必赘述，土耳其甚至在美国有自己的游说团体与智库，为的就是促进美土交流与合作。

简单来说，“东升西降”是趋势，但“西强东弱”还是现实。身处这一环境下的土耳其，当然能明显感受到西方的衰弱，以及来自非西方的发展机会，却尚不会因此抛却在西方的历史积累，包括北约成员身分、与欧盟的关税同盟，以及虽遥不可及却仍希望实现的“加入欧盟”，所以会针对不同议题展现“脱欧入亚”、“脱亚入欧”的复杂姿态，宛如罗马的双面神亚努斯（Janus），同时看向过去与未来两种愿景。

但无论如何，建国百年的土耳其，正在走一条与众不同、也与过去不同的发展之路。下一个百年旋律，将会是“脱亚入欧”与“脱欧入亚”的竞合消长。